峻法与监察――古代吏治的两大抓手.docVIP

峻法与监察――古代吏治的两大抓手 　　摘 要：我国古代吏治文化中重典惩贪的治吏法律和独具特色的监察制度，是古代惩治腐败、清明吏治的两大抓手，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关键词：古代吏治；惩治腐败；严刑峻法；监察制度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古代吏治文化中重典惩贪的治吏法律和独具特色的监察制度，是古代惩治腐败、清明吏治的两大抓手，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中国古代许多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运用法律规范官员行为，以严刑峻法惩戒贪墨。《左传》引《夏书》说，把“昏、墨、贼，杀”称之为皋陶之刑，其中“贪以败官为墨”，即贪污腐化败坏政事，就是犯了“墨”罪，属死刑之列。《尚书?伊训》记载：商汤“制《官刑》，儆于有位”，即惩戒百官。其中“敢有殉于货色，恒游于畋，是谓淫风”，属严惩不贷的“三风”之列。西周《吕刑》规定了“五过之疵”对司法官员提出警戒：“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所谓“惟官”就是恃官势之威压人；“惟反”就是挟私报复；“惟内”就是内亲用事，搞裙带关系；“惟货”就是收取贿赂；“惟来”就是受人请托。犯此五过的官吏“其罪惟钧”，都要受到惩处。战国时代，李悝《法经?杂律》中规定了“假借不廉”和“淫侈”“受金”等内涵明晰的罪名和惩贪办法：“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将军）以下，受金则诛；金四镒（二十四两）以下罚不诛也。” 　　秦法规定了任人不善、玩忽职守和贪赃枉法等惩治官吏的罪名。秦律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对“通钱”的惩处较之盗人财物为重。两汉时期惩治贪污贿赂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备，在处理贪污腐败案件时以监察法规为主要依据。如惠帝时，遣御史以“九条”行监察之权，其中就包括“狱不直、徭役不平、吏不廉、苛刻、逾侈”等官吏腐败枉法的内容。《魏律》把各种法律中的“假借不廉”、“呵人受钱”、“使者验赂”和“受所监受财枉法”等条文集中起来，创设了中国最早的惩治贪贿的专项法律《请赇律》，此外还有《呵人受钱》之令，《使者验贿》之科，标志着惩贪之法趋于精细化、技术化。 　　隋唐时，肃贪立法步入成熟阶段，《唐律疏义》以国家大法的形式，对官吏的违法、失职、贪污、擅权等行为都有惩处的规定。根据《唐律》，官吏受财要区分枉法、不枉法，然后再定刑罚。如《唐律?职制》中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流役。”即使事后受财，也要考查是否枉法：“事若枉，准枉法论；事不枉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宋初，严惩贪吏是在“世属杂乱，则纠以猛”的立法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广布监察之网，重法惩治贪吏，甚至法外用刑：“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脏吏最严”。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元末法制松驰之弊，亲自领导制定了《大明律》和《大诰》，《大诰》实际上成为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主要内容是重典治吏。《大诰》236条中，其中惩治贪墨的就有150条之多，而且比《大明律》更为苛峻。明代对贪腐惩治之严厉，为史所罕见，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要斩首示众，剥皮实草。明清除沿袭唐律、宋律外，还增加了一些罪名，对监守自盗、枉法赃、不枉法赃、行贿、挪用官物、敲诈勒索以及介绍贿赂等罪，都作了明确的量刑规定。历朝采用重典惩治贪官污吏，起到了一定的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 　　为了保证法律的实施和吏治的清明，自秦以降，都建立了单线垂直的监察体系，在防范、惩治官员腐败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秦时御史大夫就负有监察、弹劾百官之责，其权力有时甚至超过丞相。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中丞“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纠察朝内所有官员。东汉时御史中丞成为最高监察官，纠察朝内所有官员，同时又监察御史和后来的刺史的活动，负责指导对各级地方官的监察，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刺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把“吏不廉、背公向私”和阿附豪强、进行贿赂列为监察的重要内容。两汉时期，郡守既是行政长官，也是监察长官，负责对辖县进行全面监察。这种从中央到地方的分级多层次的监察机关有效地发挥了监察职能。 　　唐代的御史台已发展成为独立完整的监察机构，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地方则分为十道监察区，形成严密的监察网。宋朝在朝廷有台谏监察系统和封驳监察系统，在地方有路的监司和帅司监察系统，还有走马承受所和通判厅，自上而下构成了严密的监察网络。元代政府中设有一个独立的监察系统，中央有御史台，地方则设行御史台，为适应监察需要，全国划分为二十二道，每道均设提刑按察司。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六部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抚督，形成地方三重监察网络。清代基本沿袭明制又有所变化，都察院是最高监察机构，设左都御史二人，左副都御史四人，其下以京畿和各省为名，置十五道监察御史实行全方位的监察，并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