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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关键时刻 　　9月18日，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台湾唐奖举行颁奖典礼，将四大奖项之一的“法治奖”颁给了一位独臂传奇人物―南非的大法官奥比?萨克思。这项奖金高达千万人民币的奖项足以媲美诺贝尔和平奖，是首次用高额奖金表彰在法治领域做出过伟大贡献的人物。 　　类似的高端奖项，不仅是对荣誉的奖励，更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科学发现的辛劳、维护和平的艰巨、建设法治的曲折……的确如此，发端于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法治思想，直到今日还未在许多国家生根发芽；而那些法治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也无不是经历了漫长、波折、彷徨乃至苦涩的发展过程。 　　萨克思的荣誉在于，他帮助南非迈向法治的关键时刻，闯过了跌宕汹涌的历史三峡。类似的关键时刻不仅发生在南非，也发生在历史上和当代的其他一些国家。这些关键时刻能够鼓舞和启发其他正在迈向法治征程的国家和人民。 观念的进化 　　“表彰他提升吾人对法治之理解，对普世人权及正义所做出卓越之贡献”，这是唐奖给萨克思的颁奖词。他对法治的贡献首先是从观念上改变了南非人民对法治的理解，而这种新的理解也正在影响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早在南非曼德拉政府上台之前，萨克思在流亡革命组织ANC工作，便协助该组织制定了有关法律规则，融入了人权保障的思想，包括当时很多人不甚理解的“在任何情况下皆禁止酷刑逼供”的原则。奉行这条原则对一个随时处于危险境地的海外反抗组织来说，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在萨克思的努力之下，这条原则被ANC组织的人员广为接受。 　　他有一句名言是，“成功得到自由，比向加害于我们的人施以同样的恶害，更有力量”。法治用于保障每个人的自由，而不是用于报复。萨克思本人就是这种观念的身体力行者，他的一只手臂在暗杀行动中被炸断，但是他坚持用法治理念来保障行凶者的权利。这种主张宽容和和解的法治精神，为南非民主化之后促成各方的和解打下了观念基础，使南非转型平稳进行，为法治的进一步巩固营造出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在萨克思之前的2000多年间，法治的观念已经经历了多次关键的进化，每一次进化都使法治的内涵更为丰富，使之成为一种更值得追求的价值。 　　第一次关键的观念转变发生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城邦。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败坏年轻人思想的罪名被众人投票判处死刑，他的思想后继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中看到了大众民主的危险性，提出唯有法治才能避免权力的滥用。在他们眼中，法律是一种永恒不变秩序的体现，不受人的意志摆布。 　　但是这种法律超越人的意志的观念并没有经受住强大王权和宗教权力的侵蚀。“国王的命令就是法律”，这样的观念很快开始流行了。直到1215年，英国宗教、王室和贵族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出现纷争，为了限制国王过于绝对的权力，订了大宪章，要求王室放弃部分权力，接受法律限制。 　　大宪章虽然开创了以具体规定限制王权的先例，但由于缺少具体的制度安排，且作为权力斗争的结果，未能引起民众共鸣支持，因此相关条款长期停留在纸面上，王权依然纵横肆虐。 　　500多年后的17世纪，洛克才从理论上论证了通过法律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民众自由的内在理路和必要性，并提出以权力分立作为实现这种安排的制度保障。洛克的法治和分权思想引起了大洋彼岸美国建国者们的重视，他们经过127天的激烈辩论之后，铸就了一部沿用至今的美国宪法，并在这部宪法的庇护下，建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法治国。 　　18世纪后的200多年时间里，欧美世界一方面取得了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以法治为基石的国家建设也热火朝天，民族国家一个个涌现。或许是被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成就冲昏了头脑，两次世界大战相继爆发，尤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惨烈。 　　二战之后，国际和国内都对战犯进行了多轮审判，诸多残忍的真相浮出水面。战争中一些国家以法律的名义践踏人民自由、剥夺民众权利，甚至施行种族屠杀的残酷真相震撼了法学界。人们开始反思原有的法治理念，于是自然法理念再一次回归―制定法之上还有更高的正义准则，违反正义的法律是非法的。这种观念直接促成了二战之后人权观念成为国际公认的法治要素。 制度的创设 　　著名政治学者福山断言，当代国家的所有组件中，高效的法律机构也许是最难构建的，甚至比民主选举制度的建立还更为困难。他举例说，拉丁美洲绝大部分国家都已经民主化了，但法治却普遍软弱，尤其是司法腐败相当流行。在历史上，伴随着法治观念的变迁，是法律制度的创设与变革，这个过程或漫长或紧凑，或顺畅或曲折。 　　英国是最先从制度上确立法治的现代国家。英国长期施行的是封建制，除了中央君主，地方各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极高的权力，其中就包括设立领主法庭，裁决本地发生的纠纷。直到13世纪早期，国王也设立了国王法庭，接受不服领主法庭判决的地方民众的上诉。有趣的是，国王设立国王法庭的最初目的并不那么高尚，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