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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房养老”伦理困境及出路探索 　　【摘要】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模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以房养老”应运而生。但从目前试点来看，其并未实现预期效果。这不仅是经济学和行政学领域操作层面的问题，更是涉及家庭伦理、经济伦理和行政伦理等的伦理学问题。只有破除运行中的伦理性障碍，才能从工具层面探索相关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关键词】以房养老 伦理困境 出路探索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花了较多篇幅阐述养老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举措，其总体思路是要建立多元化的养老体系，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和发展老年服务产业”。“以房养老”就是一项在我国具有现实意义，但又尚未完全发挥作用的养老模式。 　　“以房养老”也被称为“住房反向抵押贷款”或者“倒按揭”，是指老人将自己的产权抵押出去，以定期取得一定数额养老金或者接受老年公寓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在老人去世后，银行或保险公司收回住房使用权。此前，“以房养老”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都曾采取不同模式进行试点，但根据试点城市所反馈的情况来看，由于多种原因，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探索的过程中出现问题，并不能否定“以房养老”模式本身的合理性。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以房养老”模式是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中一种不可或缺、业已成常态的养老方式。当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以房养老”模式本身是否合理，而在于如何使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真正为国人所接受，成为养老的一种可选途径。 　　“以房养老”的现实需求 　　当前的人口状况，迫使养老模式的多元化发展。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16.60%;15～59岁人口占70.14%;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65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2.93和1.91个百分点。①此数据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我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按照国际惯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数比例达到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老年人口比重呈扩大趋势，养老问题亟需解决。 　　二是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普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到目前，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已经逐步进入老年期，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出现了困境，4：2：1的家庭模式不仅使处于中间层的夫妻二人肩负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的重担，还导致青少年人口比例下降，使社会生产的后续劳动力不足，从而进一步影响社会养老制度的运行。此外，由于就业的压力和发展的需要，很多独生子女不在父母身边，出现大量的“空巢”老人。因此，仅靠社会、国家或子女养老的前景不容乐观，养老模式需要多元化发展。 　　社会的进步带来“养老”内涵的嬗变。人们对老有所养的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更。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包括两部分：一是物质生活。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在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必定要与全社会的经济发展同步提升。虽然在中国的传统观念和现实生活中，老年人在物质上比年轻人相对较为简朴，但随着人们观念的转变，老年人也逐渐开始注重物质生活质量，提高物质生活水平。 　　二是精神生活。老年人更需要有尊严地度过晚年，除了亲情赋予的温情外，还应当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这也是养老保障制度的伦理要求。“养老”不是社会和家庭给予老年人的施舍，而是一种道德责任和义务，是道德应然。在此过程中，社会和国家应当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模式和途径，以真正提高老年人生存质量为目标，供老年人自主进行最优选择。 　　住房政策和房地产市场发展对“以房养老”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方面，我国在1978年开启了住房制度改革之路，从福利分房到目前的全面推行住房市场化，住房成为可以自由支配的私有财产。同时，为保障中低收入者也能拥有自有住房，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构建住房保障制度，进一步提升自有住房的覆盖面。这为“以房养老”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在住房商品化、社会化的背景下，房价也一路攀升，住房资产在家庭资产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必将影响家庭的后续消费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因而，在可能的情况下，将房产通过反抵押贷款的方式回归家庭消费，尤其是用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升，这对部分家庭而言确实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以房养老”的伦理困境 　　家庭伦理困境。家庭伦理有两项内容不可或缺，一个是父母要抚养和教育子女，另一个是子女要赡养和尊敬老人。按照法律义务来看，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主要是对未成年子女经济上的供给，但是从道德上看，是父母对子女“爱”的体现。对“爱”的理解并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时间上可以延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