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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燕，中国抗癌符号 　　在海峡两岸临床肿瘤学界，我国著名临床肿瘤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孙燕是公认的学科带头人之一。这不仅因为他多年来获得的学术成就，更由于他总是殷切关怀和无私帮助同道和后辈医生。在从事临床肿瘤学工作的五十多年里，孙燕始终致力于我国肿瘤事业的发展。 　　记者对面的孙燕，虽年过耄耋，却精神矍铄、思想敏捷，且谈吐十分风趣。孙燕说：“活到这个年纪，我已经很快乐，很满足，因为我已经把所有学术思想和科研项目传给学生们，看到我的学术思想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延续，那种满足无法言喻，我更高兴地看到，有的学生比我做得更好。” 　　在孙燕的办公室，珍藏着很多过去的极珍贵的老照片，一幅一幅看过去，孙燕无限感慨地说，他希望最后给他的论断是，他是一个好医生。“看到一些老病人来访――几年、几十年以后见到――肯定是很幸福的，特别是看到一些小孩从很小，现在长大成人，甚至带着他们自己的孩子来看我。我觉得这是做医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凡大医者，莫若如此。正如孙思邈在《大医精诚论》中所述：“凡大医治病，必先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 　　理想萌芽时代 　　孙燕生于河北农村一个普通人家，父亲为一般职员。 　　1941年，父母送他到县城的昌黎中学附属小学寄读。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半中国，城里有日本兵和伪军，出入城门要对他们表示些敬意，否则就会遭到打骂。这些对他的影响非常大，最重要的是对祖国的地位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懂得亡国的痛苦，向往自由富强。 　　“我从小学将毕业的时候受到同学父亲的影响，立志学医报国。”这一志愿激励孙燕不断学习，同时也支撑了他克服后来人生道路中的蹉跎。1945年夏天日本投降了，但他的“美梦”很快就被“接收大员们”的贪污腐化给破灭了。同时，“父亲失业肺结核病复发，家庭陷入困境，我从高中开始只能靠奖学金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完成学业。” 　　1947年孙燕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就读，195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54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8年5月下放到昌平上苑乡麦庄一边参加劳动一边给当地的农民看病，1959年2月调到医学科学院西山造林队做医生，1959年10月被分配到肿瘤医院工作。 　　那时，“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在吴桓兴和李冰两位院长直接领导下创建了肿瘤内科治疗小组。虽然条件十分艰苦困难，但治疗和科研工作迅速发展了起来。到1965年正式成立了专科病房。” 　　1979年12月，孙燕作为第一批访问学者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赴美国休斯顿著名的M.D.Anderson肿瘤中心从事研究工作；1982年初回到肿瘤医院担起发展学科的任务；1983年晋升为主任医师，协和医科大学临床肿瘤学教授，并在1984年～1992年间担任内科主任，在多方努力下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内科成为一个国内最大、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承担着大量临床治疗、科研课题和教学任务的专业科室。彼时，孙燕带动全国同道共同前进，使学科有了全方位的发展。 　　启开肿瘤内科元年 　　1959年调至肿瘤医院之初，孙燕满以为这回可以从事他喜爱的外科工作了，可是，院领导却给他压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开创一个新的学科――肿瘤内科。当时医院的内科治疗组病床和药物都非常稀少，只有他和与他年龄相近的周际昌医师两位医生。他们在医院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边学习边摸索实践，开展医疗和科研工作，很快就有了进步。 　　1965年内科病床增加到了三十多张，科里也有了五位青年医生、两位进修医生和八位护士，肿瘤内科初具规模。同时，科室的医疗和科研工作也有了很大进展。从1960年起，他们试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开发的抗肿瘤新药N-甲酰溶肉瘤素治疗睾丸精原细胞瘤，取得突出成果。他撰写的论文在1962年于莫斯科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进行学术交流，引起轰动，当时被称为“药物治疗有效控制肿瘤的典范”。 　　后来孙燕总结：I期病人手术后辅助应用N-甲酰溶肉瘤素10年治愈率达到100%；II、III期和复发病人为67%；甚至一些已发生肝、骨转移的精原细胞瘤病人经过治疗后，得以长期生存。这项工作获得了1978年科学大会奖。同时，他们开创的乳腺癌晚期术前化疗、胸壁复发的局部治疗、肺转移的治疗，使一部分病人存活期长达10年～30年。他们开展的胸腔积液的局部治疗和头颈部癌的动脉化疗等在当时均在国内属于首创。然而，正当肿瘤内科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孙燕等被下放甘肃，肿瘤内科也拆散了。直到1972年，是周总理亲自把他和几位专家接回到北京，他们才又重新组建了肿瘤内科。 　　缔造“祛邪扶正”模式 　　1993年，台湾荣民总医院院长给孙燕写来一封信，请他为一位食管癌晚期病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