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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周边外交重大问题的战略应对 　　近来随着朝鲜半岛与中国南海局势再度紧张，周边外交的变数增加，中国目前需要归纳和审视此前一个时期的重大战略措施，明确主要逻辑思路，评估其有效性，进而为下一步战略应对行动做好准备。例如：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外交战略的军事侧面与经济侧面？怎样实现更好的战略配置？在南海问题上如何处理“维权”与“维稳”的战略关系？在朝鲜问题上如何更好地应对多重压力，实现战略平衡？中国周边外交重大问题的战略应对过程如何体现前瞻性、更好地兼顾各方面复杂关系？本刊就此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时殷弘。 　　一、周边外交的战略评估 　　《领导文萃》：您如何认识当前中国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及其战略本质？ 　　时殷弘：现在看得比较清楚，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权势和影响力，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目标，服务于这一目标的政策工具主要有两大类，即“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从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到2014年秋季为止，中国政府主要是在运用广义的“战略军事”；然而，从2014年秋季开始，很可能作为某种战略审视的结果，战略经济急剧凸现，同时战略军事层面的某几个重大方面依然是显要的。因而可以说，中国当前关于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战略形成一种复合性的复杂路径，改变战略军事为主的战略转变看起来是个战略扩展，并未伴有任何基本的收缩。但是，无论是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都需要审慎，防止过度扩展导致“战略透支”。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周边外交领域，特别是南海问题和朝鲜问题。总体上，中国需要从大局出发，应对这两个突出问题。在南海问题上，可能开始浮现新兴强国对既有强国的基本互动逻辑：新兴强国倾向于反复而有限地向前推进并从中获益，这样的可能的隐患是容易缺乏足够的意愿去主动减抑重大的冲突动能；既有强国则为规避难以经受的冲突及其升级，反复或被迫地收缩或退让，但最终可能会认为已经无可再退，决心一搏。南海问题本身重要，同时又是中国战略总环境和总任务中的一个局部，我们需要尽可能将它置于中国的战略大局中来处理。在南海问题上，有一个总的原则：既维权又维稳的原则。如果前段时期在维权方面做了很多，那么今后一段时间就要多补维稳。在增进中国军事实力地位和实际主权存在的同时，需要防止中美间战略竞争和对立进一步急速发展，并且还需要继续将支撑和改善中国与东南亚海洋国家的关系当作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朝鲜半岛问题历来至关重要，而且经久难解，当前则尤为紧迫，富含风险。从战略安全角度看，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有若干项经久的重大利害问题，它们在长期意义上都是至关紧要的，因而不能扬此抑彼或取此舍彼，中国需要以尽可能平衡的方式，同时予以推进、维护或弥补。朝鲜进行新的核试验，继而发射远程火箭之后，经过漫长和艰巨的磋商，联合国安理会终于通过空前广泛、空前严厉的对朝制裁决议，虽然中韩关系已经受到急剧损害。由于这个制裁决议及其贯彻，中国的某些核心或重大利益得到了促进和维护，因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段内，要格外注意其他核心或重大利益。需要保证中国在对朝政策和中朝关系上保持必需的灵活回旋余地，防止朝鲜长期对华敌视，防止其内部因经济凋敝而生乱，避免其近乎孤注一掷地挑衅而生战。从中国在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总体和长期的重大战略利益出发，有必要在适当时候改善中朝关系、恢复中国对朝鲜对外政策的积极影响或非制裁式的影响，为此应该预留合适的、充分的战略余地。 　　《领导文萃》：您如何评价当前“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等战略工具的有效性？ 　　时殷弘：首先我们越来越可以确定的一个事实是：新一届领导人对于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特别是从中国海岸到第一岛链、包括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西部）增长权势和影响力寄予厚望。特别从中长期说，这一权势和影响力无疑会也确实要削弱乃至最终取消美国在该区域近乎支配性的优势。问题在于追求实现上述这个抱负的战略。当前，我们正在目睹“战略军事”与“战略经济”同时运用的合成实践。 　　无论是领导人反复提倡并着力推进规模巨大的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中国从2014年10月起大力提倡并主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或是中国在2014年11月北京APEC峰会上表示应积极创设范围广袤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还有中国政府正在大力实施和努力推进的“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全都可以认为是这一方向上的重要事态。此外还要加上已经完成谈判的中韩自贸协定和中澳自贸协定，还有近来中国政府着力推进的、面向周边乃至世界多个地区的高铁输出及其他已经或准备大力投资的远近周边经济项目。 　　从党的十八大到2014年秋，中国主要使用的是“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战略军力建设加速突进、中国对美国在战略和军事上的强劲和广泛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