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没一有鲜花.docxVIP

这是连接马萨诸塞精神卫生中心大楼和附属研究楼的走廊，摆满了蓝色的非洲紫罗兰。 精神病院有自己特殊的味道:首先冲击鼻腔的是一股陈年尿骚，接着就是漂白剂的刺激气味。我打开科室的金属门时，这股气味教我清醒地记得：我是一个实习医 生，身在波士顿一家司法精神病院。我走过苍白的走廊，看见一个白人女性。她扎着马尾辫，头戴一顶波士顿红袜队的帽子，身穿印着哈佛大学标志的汗衫。她冲我 尖声叫嚷着：“如果你进来的时候还没疯，等你走的时候肯定也疯了。” 我也许曾天真地以为，这医院的初衷是治病救人，但在科室里，我没有见到这种“初衷”。这间医院就像是个收容所，关着那些不能放出去、又不能收入监牢的人。 病人之中有一个总爱大声吹口哨的非裔美国男人，他告诉我：“我在动物园里出生，最终也会死在动物园里。”其实我也觉得自己就像个动物园看守，虽然我一直告 诉自己不该这么想。 病区的空气中不止有尿味和消毒水味，还有挥之不去的“无聊”之气。有一个非裔美国妇女，她一年四季穿着同一条粉色运动裤。她非常胖，一方面由于药物的副作 用，一方面因为她从来不下床活动。现在高血压和糖尿病都找上了她。我想，“无聊”是不是也可以被视作一种传染病？可医护人员好像总在努力激发大家的活力： 锻炼课，药物滥用互助会，晨会····· 有的病人会假装兴致盎然，以求能早日出院。能放他们出院的，只有医院的医生和实习生。毫无疑问，精神病院可以剥夺病人的权利。如果你的档案里有犯罪记录，又有精神病史，那么就必然要失去一定的权利。但是我不想拿一个“权利剥夺”博士学位。已近年末，我越来越起不来床。 *** 三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橙色郁金香沐浴在午间的阳光中。 度过了异常艰苦的一天后，我在回家路上看见一面橱窗，上面写着“新到鲜花”。那生气勃勃的橙色花朵和嫩枝仿佛在欢迎我。我走进店中，店主端给我一杯红酒。这家店很快成为我精神世界的救助站。每到星期五，走出那苍白的走廊后，我都要来这间花店，帮忙给红玫瑰剪刺。 精神病院没有鲜花。探访的人不会带花来。他们一般只带些牙膏、除臭剂和内衣。我问科室的护士长，我能不能从店里带些他们不要的花来。“那就要有玻璃花瓶 了。”他摇了摇头。于是我特意找了个塑料花瓶，再偷带了些去了刺的粉色玫瑰。有个病人问我：“我能送一支给我女朋友吗？”可到第二天，花和塑料花瓶都不见 了。 在这个上锁的精神科里，很多东西都是违禁品。在管理层眼中，一切都是危险品，不是能自伤，就是能杀人。没有窗帘。没有首饰。没有艺术。没有玻璃。而我也慢慢知道，这里也没有花，没有植物，没有自然。 我想找个办法来振奋我自己以及病人们的精神，于是去查阅了很多关于自然与精神健康关系的文献。有些研究表明，坐在靠窗位置或办公环境中有植物的员工，工作成绩往往较好。还有一项调查证明，病房里的观赏植物能促进病人术后康复。 后来我也找到了一种很好的方法。我记得，在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把精神病人们随机分为两组，并分配给他们一些植物。其中一组病人的植物由护士负责浇灌，而另一组则让病人自己去照料。从实验前后的抑郁程度评估结果可以看出，自己照料植物的病人进步尤为明显。 我问科室护士长，我们能不能也做一个类似的实验。“你去和负责传染病控制的护士谈谈吧，”他说。我给那个护士看了那项研究的文件和一份关于氧气问题的论 证。她挑了挑眉毛。”蚂蚁，蟑螂，什么虫子都会招来的。“她一边说着一边走远了，赶着去做一个关于勤洗手的讲话。我在组会上提这个问题，所有人都只是微笑 着点了点头。我想去直接和院长面谈，虽然我从未在科室里见过这个人。她的办公室在上锁的铁门之外。她是有植物的。但最终，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 这是最后被关闭的一条走廊，摆满红色菊花。这条走廊曾是波士顿最繁忙的流浪者收容处。 科室护士长给我带了一些照片，拍的是一场名叫“花开”的艺术展。这场展会是麻省精神卫生中心委托艺术家安娜·舒雷特设计的，以纪念这家医院的关闭。麻省精 神卫生中心有九十一年的历史，曾是哈佛医学院重要的教学医院。它培养了数千名精神科医师，同时不计报酬地救治病人。2003年，麻省精神卫生中心关闭，但 许诺将重新开放。 舒雷特仔细查阅了医院收治病人的名册，并找到了28000个接受过救治的病人。于是，她在医院里安设了28000盆鲜花，以纪念这历史性的时刻。去看展览 的有从前的病人、医院员工、学生和普通大众。展览期间，医院的一些走廊上摆满鲜花，广播系统里则播放着医院大楼往日喧嚣的录音。舒雷特还把留言簿上的一些 留言发布在了网上。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在安娜眼中，这些走廊看是充满希望的地方。对于那些从未收到鲜花的病人来说，这些鲜花就是给他们的。“展览结束 后，28000盆鲜花被送给了很多家精神病院。但没有一盆花来到我们这里。 而我还是在想，有没有可能在所有病人都离开之前，让鲜花走进精神病院。 一楼治疗室走廊，摆满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