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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道德之巅 [ 2008-4-1 2:06:00 | By: mallcome ] 推荐“君子之道费而隐”，道德无处不在而又隐而不露。是道德，而不是法律，在向我们发出指令如何行动。法律只在身外约束我们，道德却在内心约束着我们。在法律的源头，是居于心中的道德法则。 走近孔子、马丁·路德和乔治·华盛顿，或许有助于我们探索道德与改革之间那条隐秘的联系纽带。 孔子：用自身德行为社会立法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腐朽没落、激烈变化的时代，封建制度正趋解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朝的祖先把革故鼎新作为显然天命，可后来的周天子既没有革新的愿望，也没有革新的能力，目光短浅，只知道追求糜烂的乍活，实力和权威日趋衰落，诸侯势力则以“尊王”之名争逐霸业。为臣的或者助纣为虐，或者弑君与父。人们唯利是图，不愿同流合污的精英们一般选择隐居避世。 孔子选择了一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艰难人生道路，他要凭一己之力，用道德力量改变现实。没有道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吗?社会难道不应建立在恰当的价值观念之上呢？治理国家难道能够没有道德法则的引导吗？社会应追求什么样的价值观念、确立什么样的道德目标呢？这就是孔子终身思考的重大问题。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必然以新精神的确立开始：当时代越来越荒谬，寻找出路的人们往往打着复兴古代的旗帜，从过去的某一时代或人物那里发掘有用的思想资源。最先这样做的就是孔子。他以复古为号召，“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开始了他为社会奠基、创建道德法典的伟大工程，从古代的礼制中，整理并推论出一套普遍适用的道德准则，自最基本的夫妇、父子之道，到治国平天下的规范性要求。 在他的道德法典中，“仁”居于一切道德的中心，代表一切美好德行和高尚品格，它清除了私欲，至诚至善，绝无瑕疵，所有人都以绝对的善，也就是仁，指导自己的生活。由于每个人在社会中有这样那样的角色和身份，仁也随着角色差异有不同的表现内容，为君者要正，为臣者要忠，对父母要孝，对长辈要敬，对朋友要信。每一个普通人，只要把仁作为行动指针，言行举止就会得体，优雅，恰到好处：恭敬不谄媚，谨慎不畏缩，勇敢不作乱，直率不尖刻。 政治道德是孔子关注的一个核心方面，因为它对国家的治乱、民众的生活至为重要。尧与舜已经昭示了最高统治者的道德大法。孔子赞叹他们遵循天理，不谋私利；他们的时代，大道得以落实，天下为公。统治者最重要的义务是道德义务，必须克制私欲，为人正直、他们的人品关系到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关系到国家社会，身不正则道不行。 道德观念和道德法则不是从外部强加于人的。仁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求仁而得仁”，“我欲仁，斯仁至矣”，每个人只要通过内省和道德反思，即“反求诸己”，就会得到仁。反求诸己的结果是获得普遍的道德法则。所谓内省，无非是不要自欺，合理慎思，任何人只要真诚地从自己的内在需要出发，就能推论出其他人的内在需要，这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伟大原则。通过自身对自由的要求，就能推出他人的平等自由权。共通的人性—性相近也——是获得普遍道德法则的依据，一个人从自己的良心出发，将心比心，无偏无私，就产生了内心之法。 仁是至高无上的，不论环境、条件有何变化，它都是无条件的绝对存在者。它就如康德哲学中的绝对命令。仁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各人根据自身的利害关系确立道德准则，那就不会有任何道德准则。一个人只有在对自己有利时才行善，那不是道德。要实践仁，做一个正人君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克己复礼，克服自己的私欲，守住内心的仁义道德，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君子。 孔子把礼会改良的希望寄托于理想中的圣人君子，他具有一切人性之美，“动而为天下道，行而为天下法，言而为天下则”，拥有优秀的德行。用政令和法律规范民众，不如用道德与礼义引导民众。当统治者各为其私，当人们不要诚信，当见利忘义者日益增多，社会就会麋烂下去。道德，这个法律无法触及的良心领域，超越于法律之上。法律虽然必不可缺，但法律不过是对人类不完美的人性所采取的补救措施，如果统治者道德败坏，法律治理能有什么结果吗？孔子深刻地思考过当时流行的法制主义，法制主义者坚持最高统治者以法律作为工具，实现对社会的良好治理，孔子则希望用道德约束最高统治者，并因此改造社会。 尽管孔子很瞧不起与他同时代的政客，说“今之为政者，斗筲之人”，但他还是认为，担任改良社会重任的最佳人选就是最高统治者，于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劝说君王和上层统治者上。他像一个不屈不挠的推销员那样，周游列国，向各国君主及达官贵人宣传用道德治理国家的观点，有的人开始也装出对他的理论饶有兴趣的样子，与他讨论道德问题，问问他对“仁”有何高见，还对他的努力廉价地赞美一两声，但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他们关心的是国家富强，使自己在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