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套思想谱系下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中国教育学刊投稿）.docVIP

论两套思想谱系下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 杨澄宇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邮编：200062 摘要 语文工作者对于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争论由来已久，且将继续讨论下去。需要区分两种思想谱系上的“工具性”及 “人文性”：即基于主、客体分离的“科学主义”谱系下的“工具性”与 “人文性”；以及强调主客相融的，“生活世界”谱系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传统的语文则是 “生活世界”思想谱系中的语文。语文教育研究应当明晰这样的分别，教育实践则应该继承与扬弃传统语文特性，形成新的“人文性”与“工具性”观念。 关键词 语文，语文教育，工具性，人文性 自从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行，语文独立设科以来，关于它的学科性质，人文性与工具性孰轻孰重的讨论就从来没有停歇过。李海林教授认为纵观现代语文教育史，一条重要的线索是从义理本位教育走向语言本位教育，一条是从语言知识教育向语言功能教育发展。【1】如此看来，“前进”的指向必然是深化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或“科学性”。相应的，语文教学则从属于“科学世界”而非“生活世界”， 【2】语文教学就是科学的掌握这件工具的性能与特征，并运用在实践中。但是，王尚文教授却认为语文学科“绝对不是工具学科，而是人文学科；它的基本特征是人文性，而不是工具性。”【3】潘新和教授则认为现代语文教育的范式，是以应付生活为目的、以阅读为本位的实用吸收型语文教育范式，【4】他批判了这种隐藏在“工具论”背后的“实用论”，并彰显出“人本”与“人文”的语文教育立场。 在2001年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似乎为“人文性”与“工具性”的争论做出了纲领性的回应：“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在2011年的课标中，也维持了这一说法。但是，工具性如何与人文性统一？同样是“工具”，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我们是用维果斯基（Lev Vygotsky(Martin Heidegger)的“锤子”？同样是“人文”，西方的人本主义与我国传统人文精神可以等量齐观吗？这些问题，远没有到解决或者“存而不论”的地步。 不可通约的两套思想谱系 循名责实，理应首先对“语文”作出内涵与外延的规定。首先，此处的“语文”单指“中国语文”。另外，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把“国语”、“国文”一律更名为“语文”，按照这一更名的倡议者叶圣陶先生的说法，“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5】所以，本文所指的“语文”即中国语言与文字的种种。以此观之，中国古代无“语文”之名，但有“语文”之实，这是不容置喙的。 本文认为，有两种“工具性”，以及相对应的“人文性”是可以区分的：一种是基于主客相离，“科学主义”思想谱系下的工具性，在这种工具性中，拒绝价值判断（至少是这么标榜的），关注于“语文”这一“工具”的本身形式、用途与功用。它背后的理论基础是“科学主义”与“实用主义”；与这种“工具性”相对立的“人文性”，则是同样基于“人”与客观世界分离上，但将“语文”作为一种内铄于“人”的，体现“人文”的一种特性。它背后的理论来源则是“人本（人道）主义”。 另一种“工具性”是指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融为一体的“工具性”，这种主、客体融为一体的世界可以被描述为“生活世界”。 它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工具”是一种“意向性”先在的体现，是一种“上手”状态，藉此，“人”“投入”到“先在”的“生活”之中，在这个过程中，“隐匿”的“存在”得以开显。 与之相对应的“人文性”，则同样发生在 “生活世界”。并认为语文作为“人文”，是与“天文”、“地文”相对的。它充塞天地之间，维系纲常人伦，且融汇于生活。这种“人文性”体现了中国古代对于语文特性的重要理解。 因为这两种“思想谱系”的哲学与逻辑基点不同，一是基于主客体的分离的“科学观”与“人文观”；一是在主客融为一体的 “生活世界”中发生，所以，本文认为，这两种思想谱系是不可通约的。 如果我们将两种或许不可通约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混为一谈，那么出现的情形可能是用“科学主义”谱系下的“工具论”反对“生活世界”谱系中的“人文论”，譬如上文提到的李海林教授对于语文“科学性”的发展脉络的把握以及基于此对于“义理”的摒弃；用“人本主义”的“人文论” 去反对“生活世界”的“工具论”，就如上文提及的潘新和教授对于语文“实用主义”的反思。 这样的立论将陷入这样一个境地：无论采取哪种立场，都种下了被自己反对的种子；无论是“工具性”还是“人文性”的杠杆偏向哪头，都会出现“二律背反”的吊诡。另外，在教育研究与实践中，也常常会出现不同“工具论”与“人文论”的错位，譬如，在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