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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唯物论对实验主义的批判 　　[摘 要] 胡适主张的“实验主义”与陈独秀提倡的“辩证法的唯物论”，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方法科学化发展的两条不同路径，而后者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建党思想。接受了唯物辩证法的胡秋原在30年代初发表的《贫困的哲学》，是当时辩证唯物论派批判实验主义派的代表性文章之一。该长文主要对实验主义的本体论、真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全面批判，并以胡适的两大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为例，批判其运用实验主义方法论研究哲学史和文学史的诸多不当之处。在今看来，胡秋原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思想研究。 　　[关键词] 辩证唯物论；实验主义；批判；胡秋原；《贫困的哲学》 　　[中图分类号] B26，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6-0052-05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破旧”逐渐转向“立新”，开始探索用“科学”方法建构“民主”社会的方法与途径。胡适主张的“实验主义”与陈独秀提倡的“辩证法的唯物论”，是当时颇具影响的两种思想方法，它们代表了近代中国思想方法科学化发展的两条不同路径。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在西方原属于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借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在中国很快盛行，但各自的倡导者，彼此对对方都有激烈辩论、批评之声。其中胡适是中国实验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国思想界影响甚大，因此辩证唯物论者对实验主义的批判往往集中于胡适的实验主义。 　　20世纪20～30年代，除了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派学人也接受了唯物辩证法，并加入到对实验主义的批判之中，被时人视为“自由人”的胡秋原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胡秋原接受了唯物辩证法，1931年回国后不久，他开始在《读书杂志》连载《贫困的哲学――胡适的方法论之批评》[1]（下文凡引而未注明出处者，皆出于本书），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哲学。 　　一、对实验主义本体论和真理论的批判 　　《贫困的哲学》一文，包括五个部分：其一，“又一个孙行者”。其二，“实验主义之本质：俗流的，唯心的，功利的商人绅士哲学”。其三，“破碎的方法论之展开：所谓历史方法与实验主义方法者”。其四，“哲学史大纲及白话文学史略评”。其五，“胡适之批评辩证法的批评”。其核心主题围绕实验主义方法究竟是什么，以及到底有何价值两大问题展开。 　　胡秋原开门见山提出：实验主义方法不无价值，但此方法并不像胡适本人所言的那样重要。胡适曾言，他以实验主义方法研究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对当时海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国哲学具有重大影响；他还认为，若不以实验主义作为研究方法，则其研究是难以立足的。胡秋原批判胡适自以为实验主义是“金科玉律”“上天下地唯我独尊”的方法，犹如孙行者逃不出佛祖“社会科学”之法门。他认为用实验主义方法整理国故，并不能“真正认识国故是什么东西”，因为实验主义方法“破碎不全”。此外，实验主义方法只是“部分的自然科学或经验科学的方法”“不能包括社会科学的方法”，这是问题核心所在，也是胡秋原批判实验主义方法的“重心”所在。 　　胡秋原在分析实验主义的本质时，认为此方法是一种“俗流的”“唯心的”“功利的”商人绅士哲学，是“亚美利加主义”的反映。他以实验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为切入点，分析了实验主义在西方学界兴起以及流变的过程。“实验主义”词根“Pragma”系希腊文“实行”之意，是以“实行为本位”的哲学。1878年美国皮尔士最早提出“实验主义”概念，詹姆士用之于宗教经验，英国史勒将该方法上升为一种“真理论和实在论”，而杜威则注重方法论层面，称之为工具主义。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物质文明的“罪恶渐著”“道德颓废”；另一方面“劳动运动”兴起，“社会思想”渐盛。在此“社会思想矛盾”的世纪末，尼采的“超人哲学”，倭铿、文德的宗教哲学和理想主义，以及实验主义思潮是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代表。尼采学说为资产阶级“打吗啡针”，倭铿哲学有“鸦片性质”，倒是实验主义给资产阶级“以健全实用的世界观”。然而，实验主义以“实益”与“效果”为目标，“实验”是否“实用”，实为“最漂亮的商人哲学”。 　　胡秋原首先从本体论分析了胡适的方法论本质。他认为，“实证科学曾是有产者宇宙观的基础”，然而其逐渐“威胁有产者之支配”，已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提倡“重新估定价值”“否定理论真理之特殊价值，而以实际为准绳”的倾向，其结果导致“从客观实际主义”转向“以主观利害”来评价世界观，从而成为“现代凡俗者之哲学”，这是实验主义的“总秘诀与总弱点”。因此，实验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上是“主观的唯心主义”。胡适以“经验为一切究极的本源”，与其他唯心论者“以精神为世界之本体”实无二致，因为实验主义完全站在“观念主义”的立场，是穿着“实用的外衣”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