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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林试谈历史教学中的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作者：张汉林（北京西城教育研修学院）? 来源：历史教育学会的博客 “史”和“论”的关系，学术界历来就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常用的说法是“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史”指“史实”或“史料”。“论”指“结论”或“理论”。在历史教学中，贯彻“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证据意识和思维能力。但是，如果教师处理不当，也会导致一些问题。 在历史教学中，与“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相关的易出现问题的现象有： 现象一：引用史料，不作鉴别。 有些史料，如长城运河、宝剑瓦当，一般不存在误导后人的问题。但另一些史料，如对历史事物的记载或评论，受作者的立场或动机的限制，有很强的主观性。教师在引用史料时如果不加辨别，很容易“上当”，得出的结论自然就不科学。??? 讲《戊戌变法》时，很多老师喜欢引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的一段：“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民间疾苦，悉达天听。每日每署，封章皆数十，上鸡鸣而起，日哺乃罢。”用这个材料干什么呢？说明戊戌变法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是值得商榷的。 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被囚，戊戌六君子被斩，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海内外的舆论大多指责康、梁误国。康、梁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他们还力图争取海外舆论的支持，以解救光绪皇帝。于是，在戊戌政变结束后的两三个月内，梁启超匆匆写成此书。 这样特定的写作背景和目的，决定我们不能完全相信梁启超的话。梁启超之所以描述当时的形势是“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是想证明变法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支持，是正义的。梁启超之所以描述光绪皇帝“鸡鸣而起，日哺乃罢”，是想树立光绪皇帝勤政、民主的开明形象。至于变法是否真的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光绪皇帝是否真正勤政和民主，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仅凭这段材料我们还无法下定论。和同时期的其他材料作比较，我们会发现，戊戌变法的群众基础比较薄弱，这也是学术界公认的观点。总而言之，梁启超的叙述夸大其词。对此，后来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供认不讳。 现象二：史料单一，与结论不匹配。 有的教师在教学中，常常出示一则史料或史实，然后就引导学生得出一个结论。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无法启迪学生思考。这个结论，通常是教科书中的结论。因而，史料仅是观点的注脚，其作用是印证教科书的结论，增强教师的说服力；而非激活学生的思维，在鉴别、比较之后构建认识。 其次，史料与结论不匹配。结论有大小，所需证据不一样，对思维严谨程度的要求也有差异。上海交大附中的彭禹老师认为，重大结论一般结论可以一般证据证明，重大结论须以重大证据证明，非常结论则非常证据必不可少。在教学中，常常会出现史料与结论不匹配的现象。比如，在《五四运动》教学中，仅用一段材料“一家理发店门前贴出布告‘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诸君不必光顾’”，是无法得出“五四运动群众基础比较广泛”这个结论的，必须综合有关家庭妇女、商人、学生、工人等各阶层的表现方可。 现在的高考试题常常考查史料与结论的匹配性，进而考查学生思维的严谨性。以上海市的一道试题为例：2004年3月，青浦区“惊现上海第一人”的同时，还出土一只几乎没有野猪特征的红彩猪形陶器，它 A.说明了吴越文化起源于畜牧 B.反映了该地区驯化猪的历史 C.证实了上海曾经是陶瓷中心 D.显示了青浦的先民只用红色 “上海是否是陶瓷中心”，取决于上海的陶瓷成就及其与外地的对比，仅凭本地一只陶器是无法说清的。“吴越文化起源于畜牧”，一则上海不能代表吴越，二则欠缺农业材料，三则畜牧材料仅此一陶器，说服力严重不够。至于“青浦的先民使用的颜色”，史学界有个说法，“说有易，说无难”，也就是，说有红色容易，说没有其他颜色难。因此，一只几乎没有野猪特征的红彩猪形陶器，仅仅只能说明上海先民曾经驯化过猪而已。?? ?现象三：史料虽多，却为一类。 有的教师为论证某个观点，出示了大量的材料。但是，这些材料都是某一类别的材料，或者角度一样，或者意图一致。材料虽多，却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比如说，为论证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民主的一座丰碑，有的教师在教学中引用了大量史料： 梁启超说：“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 吴玉章说：“丧权辱国震人心，铁路风潮鼎沸腾，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 林伯渠说：“过去专制主义是正统，神圣不可侵犯……现在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同样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侵犯了这种神圣……为人民所抛弃是没有疑问的。” 陈旭麓说：“在中国，不懂得皇帝的权威，就不会懂得辛亥革命打倒皇帝的伟大意义。” 这些材料，不可谓不经典，不可谓不深刻。在史料的感染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