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体育俱乐部保障职业运动员劳动权利的法律义务.docVIP

职业体育俱乐部保障职业运动员劳动权利的法律义务 　　摘 要：在比较欧美等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认为，职业体育俱乐部有义务保障职业运动员自由权属性的劳动权，并有义务对职业运动员休息休假、安全卫生、代表本国参赛等社会权属性的劳动权予以合理保障。结合我国实际，提出职业运动员的基本法律地位是劳动者，应给予职业运动员更充分的自由流动权利等建议。 　　关 键 词：体育法；职业体育俱乐部；职业运动员；劳动者；法律义务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3）05-0027-04 　　职业体育俱乐部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自身演进的产物，其基本生产要素是具有专项运动技能的职业运动员。职业体育要健康发展，就应该尊重和保护职业运动员的合法权益，这是职业体育俱乐部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职业运动员是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难以适用，新的制度亟待建立。职业运动员以职业体育俱乐部为直接服务主体，职业体育俱乐部在保障职业运动员合法权益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明确其基本内容，对完善我国职业体育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1 劳动关系是职业体育俱乐部与职业运动员之间的基本法律关系 　　职业运动员是职业体育俱乐部人力资本的提供者。这里的“职业”是相对“业余”而言的，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服务社会并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1]。职业化就意味着运动员从事相关体育比赛是谋生手段，职业体育俱乐部与职业运动员之间的基本法律关系是劳动关系，职业运动员的基本法律地位是劳动者[2]。职业运动员的劳动权益应该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在职业体育俱乐部与职业运动员之间的劳动关系中，运动员向俱乐部让渡了自身所有的运动技能这一特殊形态劳动力商品的使用权，俱乐部则回报球员以相应的劳动报酬。谁拥有了高水平的运动员，谁就取得了相应的稀缺运动技能的支配权，谁就能在竞赛表演和体育赛事电视转播等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3]。从这个意义上说，运动技能是俱乐部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拥有这一人力资本的职业运动员在俱乐部中居于重要地位，具有“劳动雇佣资本”而成为股东的可能性。但事实上，由于自然规律的制约，职业运动员拥有的运动技能难以持久保持巅峰状态，现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只能是“资本雇佣劳动”。因此，贯彻职业俱乐部对职业运动员的义务“不是通过在某些措施上将企业经营者看作其雇员的受托人的方式而实现的。它是部分地通过赋予劳动者特定的、商事公司及其经营者有义务尊重的法定权利，部分地通过鼓励劳动者组织起来以便和按照某种对等的条件同经营者谈判的方式而实现的”[4]。作为劳动者，职业运动员拥有的这些法定权利和谈判达成的约定权利是一组“兼容社会权属性与自由权属性的权利类型”[5]，统称劳动权。依法尊重和保障球员的劳动权，使其自由、自愿地获得与自身贡献相对等的劳动收入，并积极创造条件，让其安全、健康、有尊严地从事比赛及相关活动，是职业体育俱乐部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其法律形式就是职业体育俱乐部对职业运动员的法律义务，其依据既可以是国家法，也可以是体育行业规则等体育固有法，还可以是合法有效的契约。 　　2 职业体育俱乐部对职业运动员自由权属性劳动权的尊重和保障 　　这里所谓自由权属性的劳动权，是指职业运动员“享有在法律上能够自由地通过市场交易方式向资方出让劳动力使用权和提供劳动以谋取工资报酬，享有能够与资方进行平等、自由地协商和谈判并与之订立劳动契约的自由和权利”[6]，即通常所说的职业运动员自由流动权。 　　从职业体育发展历程来看，职业运动员自由流动权的确立和保护，经历了一个由相对自由到严格限制再到适度限制的变化过程。职业联赛形成之初，职业运动员可以相对自由地流动，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俱乐部为争取比赛优胜，相互以高薪引诱对方职业运动员转会，结果背上了沉重的工资负担，普遍出现财务状况的恶化。为应对困境，俱乐部开始联合起来，以各种方式控制球员，限制其自由流动，从而降低了职业运动员工资，化解了危机，稳定了联赛。但这种过于严格的限制又反过来损害了职业运动员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地位和谈判能力，引发其持续反抗和斗争。经过职业运动员的不懈努力，欧洲足球转会制度在“博斯曼”法案的冲击下得到有利于职业运动员的极大改善，美国四大职业联盟也逐步取消或改革了“保留制度”、“罗泽尔”规则、“工资帽”等不利于职业运动员的条款，职业运动员自由转会的能力大大增强。 　　尽管如此，时至今日，职业运动员并没有取得和普通劳动者相同的自由权属性的劳动权，职业运动员的自由流动仍受到职业联盟或体育协会规则一定程度的限制，这是由体育比赛的竞争性特征决定的。比如对职业运动员性别的限制，在体育比赛中，“由于一名普通女性在身体力量、持久力或者体形方面相对于一名普通男性存在的劣势，限制一个人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