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新型城镇化破解三农难题.docVIP

用新型城镇化破解三农难题当前，收入分配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拉大，农民缺少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靠种地过不上富裕的生活；产业发展中最复杂的矛盾是农业基础薄弱，靠天吃饭，涝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社会结构中最尖锐的矛盾是城乡二元治理，城市越大，农村越穷，农村仍然普遍存在行路难、饮水难、看病难和上学难。我认为，应通过新型城镇化这个主轴和总纲，作出从上而下、以难带易的制度安排，系统应对农民、农业和农村的根本问题。这是一个治国新思维，牵一发动全身，具有纲举目张的战略统揽作用。 一、新型城镇化需要在盘活农民土地上破题，做到哪说到哪，一步一步地改革农村产权制度。否则，用尽补贴、免税等办法也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2004年以来，中央发了10个一号文件，每年都会强调一个重要的政策意图，就是告诉农民多种粮食，为此几乎用尽了补贴、免税等各种各样的扶持手段。应该说这个出发点是好的，13亿人口的大国，吃饭毕竟是头等大事。但由于文件与三农实际存在偏差，结果是南辕北辙，粮食增产不增收，全国800个产粮大县无一例外都是财政弱县和农民穷县。再看看江阴、昆山和张家港这些所谓的百强县，没有一个是因为种粮而强的。我还发现，黑龙江省70个产粮大县中，有43个财政收入不足亿元，有21个还没有摘掉贫困县的帽子，有60个仍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政府运转。我看到这种情况后心情很沉重，中央要粮食安全、地方要可用财力、农民要增加收入三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不设法解开这个结，产粮大县就会认为一号文件是让老实人吃亏。我算过一笔账，全国2.5亿个农户承包了18亿亩耕地，平均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大约为7亩，人均大约为1.39亩。但平均数不代表大多数，现在有14个省份人均占有耕地不到1亩，66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也就是说这些省和县的农户经营规模已经很小。这些数据，不包括各地侵占耕地后以次充好的情况。我还算过一笔账，农民种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粮，扣除农资成本上涨因素，亩均净利润是185.2元。也就是说，即使按户均7亩地、夏秋两季都收粮计算，每年种粮净利润不到2,600元（185.2元×7亩×2季）。这就是农民种粮收入的家底。从我去过的地方看，青壮年外出打工，有的干脆撂荒，有的租给别人，种地的是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种粮口粮化、农业副业化、农民兼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实际上给中央出了一道题,增加农民收入连续10年是一号文件的核心目标，但年年讲年年落不到实处。用农民的话说：“听中央讲话满怀希望，看自己生活还是老样。”农民为什么穷？我看穷就穷在没有合法、稳定的财产收入。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该做到哪说到哪，一步一步地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我认为，农村产权这层窗户纸不捅破，增加农民收入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找不到发病的症结所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清晰，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虚化了产权主体，农民不是自己宅基地和承包地（林地、牧场）的所有者。我去过很多农民家庭，父老乡亲们两手空空，除了简单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外，甚至连一件像样的贷款抵押物都拿不出来。要知道，现在很多行业的前景都取决于农村的购买能力。农民的腰包鼓不起来，整个国家就会失去内需拉动力。我想，要让农民增加收入，就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挖穷根，敢于碰土地所有权这个敏感问题，否则树根不动，树梢白摇。估计一些人会担心，这样做有违现行的经济制度。但我的研究表明，党在根据地、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1928年）、《兴国土地法》（1929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1年）、《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都是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私有制。这些法律和文件还特别规定，有公共和军事需要时，政府必须按实际情况为农民换地，或按地价给予补偿。直至1956年6月，一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才规定了入社农民必须将私有土地转为集体所有，并在1975年、1978年和1982年的宪法中予以明确。有学者提出，把土地所有权归还农民，有可能造成土地买卖失控。个别学者还提倡一种“候鸟”模式，需要农民打工时就进城，不需要时就回乡下种地。我认为这些人看问题的角度有偏颇。农民心里有杆秤，他们更清楚地知道土地是命根子。就像城市居民千辛万苦挣一套自住的产权房，会靠卖房谋生吗？我们必须从法律上明令禁止兼并农民的土地，优先保护农民的产权。尤其关键的是，所有出于商业目的的用地，必须与农民对等谈判地上物请求权、自由处分权和相邻关系权等，让农民与开发商共享永久的商业利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次性补偿了事。至于公共建设用地，也应该尊重农民的意愿，或者更换其它地块，或者按市场价给予补偿。这是一步活棋，走好了就会盘活全局，困扰多年的三农难题不仅得以化解，还可以顺利实现农村土地升值、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