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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音和中国梦 　　在三亚时，曾一鸣和熊汝霖分到一个屋子。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心里不约而同泛起“以前一定见过这家伙”，一开口，果然，“久仰”对方大名。他们都北漂过，从里到外有着差不多的沧桑；都参加过大大小小选秀节目，被淘汰多次，也拿过冠军，于是，“我们马上变成很好的朋友。” 　　问题是，曾一鸣后来成为节目的中心，而熊汝霖在三亚被淘汰。按照导师说法，前者更具可塑性，而后者很难在节目里得到进一步提高。可真的如此吗？他们的不同在于：曾一鸣更狂，经历也更悲惨（详见后面深度专访）—这意味着他的“逆袭”会变得更加励志—而熊汝霖则“冷静”得多，从一开始，他就提到了他的新专辑。 　　如果从《超级女声》算起，选秀在中国已经来到第9年，参加选秀的人越来越多，但圈子却越来越小，各个电视台导演资料库里的选秀咖开始重合。比如，金池曾劝曾一鸣参加《好声音》，王乃恩也劝过Hope里的刘雨潼参加《好声音》，刘明辉也早就认识金志文—虽然那时金志文还不叫金志文。每年春夏交季，他们会接到各电视台的邀请电话，带着大同小异的目的，飞向不同城市。 　　在分析为什么某某红了而自己没红的辗转反侧间，有些人悟出的道理是“因为自己没有某某努力、帅、有后台”。而随着选秀歌手起起伏伏，有些人也对一夜成名神话产生怀疑，比如曾一鸣把它归结为“这都是命”，啊，他竟然答对了。想起悲惨过去，他摇摇头说，算了，还是赶紧结婚生子吧，他和芒果台工作人员开玩笑说要不来你们这上班好了；可是，真被传说中的幸运击中那瞬间，他又毫不怀疑自己能成为比Eason更成功的超级巨星，跺跺脚，整个国家都为他的传奇经历和不懈梦想而欢呼。 　　梦想，这个高尚词汇，把他们变成一个又一个渴望成功的于连。如果没有这个节目，刘明辉大概已经放弃音乐梦想，继续做个事业小成的音乐公司老板；现在，因为导师的激励，他决定继续唱歌出专辑，还有Hope，他们已经开始规划起像F4那样的演艺经历—一起出道，各自单飞，然后在每年一度晚会上重聚，再次感动中国。 　　去年年底，有篇博客写道：“歌唱比赛，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为了实现那个听起来浪漫无限的音乐理想，众多选手在最终面对冷漠和下滑时八仙过海展示出最后的无奈与抗争：有的人为了宣传专辑和小区保安吵架，有的人为了找回关注今天当尼姑明天当和尚，有的人在媒体过度关注和压力下本来常规二选一却赔偿了标准以外三四倍的现金最终还被送进监狱，有的人在努力实现艺人价值的过程中被火烧得遍体鳞伤，有的人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找到耶稣上帝释迦牟尼，有的人成为算命和风水大师家里最常出现的身影，有的人用仅有人气在淘宝上兜售着电话充值卡，有的人为了成为真正偶像把鼻子做太大然后没办法又再改回去……”—博客的作者是吉杰，你还记得他吗？某一年“快男”第五名，曾经的外企高管Jeffery。 　　最后，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最强音》这个被不断吐槽的节目，仍然在最后网络投票环节，爆发了惊人的力量，仅仅是墨绿森林和林军的PK，获胜者就得到近100万人次的支持；节目同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湖南卫视据说获得了蒙牛的天价冠名—虽然双方都没有透露冠名具体价格，但蒙牛说，他们把钱赚回来了。 　　最后的最后，《最强音》结束了，《快乐男声》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梦想在召唤着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呃，你就当我们在做节目预告好了。 曾一鸣 　　我现在最想找个老婆，生个孩子 　　曾一鸣刚刚从上海回来—6月18日，上海电影节“博纳之夜”，曾一鸣第一次见到徐克、刘德华，见到《国王的演讲》导演汤姆·霍伯，在导师章子怡的介绍下，大腕们纷纷赞他唱得真棒，有那么一瞬间，他再一次觉得自己倍儿有面子，但现在，他把椅子拉得离我近了些，用手拨开额前空气，“那是一场梦。那不是我的世界。我只是跟章子怡姐姐出去玩了一下。” 一场迷梦 　　在《蒙牛酸酸乳中国最强音》成名后，曾一鸣干过一件事，他走到街上，拉住很多陌生人问：“你认识我吗？我是曾一鸣。”得到肯定回答后，他咧开嘴笑了，很享受这种久违的快感— 　　2008年，曾一鸣被一家著名的唱片公司签下，那时候他的经济状况有多好？至少他的小区里有室内游泳池和网球场。他住在北京朝阳大悦城附近的高档公寓—左小祖咒也住那儿。他身边有两个助理，一个管他生活，一个管他行程。他参加湖南卫视歌唱节目《节节高声》，得到季度冠军。他给台湾“星光帮”写歌，一首卖4万，公司为他制作的专辑则花了300万，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国王。 　　这种幻觉只维持了一年。 　　2009年底，他和公司发生纠纷，过完年回到北京，助理们不见了，待在空荡荡屋子里，只有墙壁用沉默回应他愤怒的嘶吼。不过这也没有维持多久，房子租约到期了，他不得不从6000元的公寓搬出去，在五环外找了套2500元的房子，一年后他又搬到燕郊，房租1200元，这里已经时不时收到河北移动的信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