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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新时期中国绘画现实主义之路 　　【内容摘要】Realism（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指的是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并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运用典型化的方式去真实地再现生活的一种表现方法。而其作为一个流派，曾经在法国和俄罗斯创造了辉煌。进入21世纪，现阶段推行现实主义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如何创造新的写实主义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新时期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现实主义 原罪 “和” 民族性 　　一 　　Realism（现实主义）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一种表现方法；二是指一个流派。Realism（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指的是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并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通过艺术形象的典型化，真实地再现生活的一种创作方法。作为一个群体和流派，Realism指的是19世纪30年代法国兴起的现实主义运动，其宣称以准确观察为基础，表现普通民众以及他们的日常现实生活。 　　写实主义绘画在中国的发展是在上世纪初，以徐悲鸿为主要代表。那时正是西方现代主义盛行之时，而徐悲鸿却独行写实主义，力倡“惟妙惟肖”。引进西方写实教学体系，为中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绘画人才，如吴作人、冯法祀等。在那个灾难性的年代，写实主义的倡导和盛行是有其土壤和条件的。徐悲鸿曾说过：“吾国抗战而使写实主义抬头。”西方的现代主义之所以在那个年代无法立足于中国，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更是独行写实主义，特别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马克西莫夫苏派的写实手法在学院的推行，更是达至极致。然而在那个艺术完全为革命服务的时代，“红、光、亮”“高、大、全”成了艺术的创作宗旨。又有多少艺术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呢？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写实绘画因为政治的原因，背离了现实主义。直到伤痕美术的出现，如高小华的《为什么》，人们开始进行了反思，艺术才又回到正轨。 　　到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人们赫然发现西方绘画已进入了后现代时代，新表现主义、波普、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等风起云涌，于是人们又一窝蜂地去模仿。在短短的20年内，中国画家几乎把一百多年的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用了个遍，然而由于先天营养不良，最终越来越式微。纵观“85思潮”以来的艺术发展，笔者认为，其之所以会有如此结果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无论是政治波普还是表现主义，无论是艳俗艺术还是晚近的观念艺术，模仿西方的痕迹太明显。“要么顺从地在西方人的文化逻辑里填充中国的东西，得到的是观念艺术的‘西方问题+中国元素’的‘农村版本’；要么是反抗地在中国传统与现实中搜索可批判的话题资源，收获的不过还是西人视之为剽窃拙劣但‘政治正确’的异域风情画。”①真正缺乏的是某种理念的先导，其结果必然短命。 　　第二，文化根源的差异。西方艺术植根于“二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古希伯来文化。如果说18世纪以前的古典艺术主要植根于古希腊文化（并不绝对），那么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更多地是来自于古希伯来文化（当然还有古希腊酒神般的迷狂精神）。在西方人眼中，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始终处于对立状态。这就是为什么蒙克笔下的人物始终是扭曲的，梵高的色彩是躁动的，培根的人物是被肢解的，而怀斯的主人公永远找不到精神的家园。古希腊酒神的迷狂和古希伯来对上帝至上的崇拜以及人与生俱来的原罪感，共同构成西方现代艺术之源，左右其发展和变迁。 　　而中国不同，中国的文化底蕴在于儒家与道家。儒家提倡“修身，齐家，平天下”，主张推行“仁政”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做人准则。而道家则倡导“致虚极，守静笃”，讲究的是不执于物，不执于我的“逍遥游”，是一种“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超然物外、与自然合一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儒道互渗互补，并集体无意识化为国人的人生准则，以至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种酒神般的迷狂，中国的哲学底蕴在于一个“和”字，人与社会（仁）、人与自然（游）、人与人（恕）是和谐的。天道合一、天人合一的和谐观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二 　　在经过了一段轰轰烈烈的异国之恋后，今天我们蓦然回首，我们一度曾经遗忘的现实主义仍然有其顽强的生命力。我们又回到了历史的原点，重拾现实主义的道路。那么，为什么现实主义仍然有其现实意义呢？笔者认为，主要在于现实主义绘画更长于表现真、善、美。王仲曾说过：“人类艺术的方向永远是一元多样的。这个一元就是真、善、美。各个时代的真正艺术家，都必须是在那里充分利用时代的资源，去追求真、善、美的统一的理想，为人类艺术的宝库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精神财富。这个真、善、美的一元理想是调动艺术多样个性的永不枯竭的源泉。”②而写实艺术在反映现实，表现真、善、美方面是有其独特魅力的。 　　所谓真，就是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和客观反映。那些反传统、反世界、反人类、反自然、反审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