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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应该注重精神修养 　　今天谈德育的人，或许不会想起民国时期曾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的蒋维乔的一段故事。上个世纪初期，蒋维乔与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有过一次争论，所论虽然是体育，却与德育息息相关。如今旧事重提，或可察往知今。 　　一、静坐法和它的反对者 　　蒋维乔少年时期爱胡思乱想，犯下手淫的毛病，久而久之，梦遗、头晕、腰酸、目眩、耳鸣、夜间盗汗等问题层出。他的父亲发现后，命他研读修养心性之书，学习道家的小周天之术，于是开始练习静坐。病症逐渐缓解之后，蒋维乔没能坚持下去。直到二十八岁，他又得肺病，咳嗽咯血，吃药无效，才“屏除药物，隔绝妻孥，别居静室，绝谢世事。每日子、午、卯、酉，四次静坐，余暇则读老、庄及佛经，习七弦琴一二引，身心愉快。三月之间，生理大起变化，病霍然而愈。从此静坐之功，永不间断。” 　　重获健康之后，蒋维乔打算用科学的方式向大众介绍静坐法，但很不自信，每每搁笔。直到后来，冈田虎二郎、藤田灵斋倡导的静坐法和藤田氏所撰《息心调和法》《身心强健秘诀》传入中国，他大受触动，发奋撰述《因是子静坐法》，力图从心理和生理角度介绍自己的功法。 　　静坐法非常简单，起首只有一条，就是“意守丹田”，“正身稳坐，端容平视，不昂首，不旁瞬，垂其肱，置其掌于股，分开其膝，加足于胫，如佛家之趺坐，务去思念，务深呼吸”，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肚脐之下一寸三分，一直想着那个地方，等到它发热，就是“得气”。再按经络路线，把所得之气引导到一定的穴位上，需要治哪个部位，就让气走到哪个地方。坚持不懈地练下去，病就会慢慢好起来。 　　1914年8月，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刊行。一时洛阳纸贵，不少人用这个办法治好了久治不愈的疾病，到1927年6月，此书重版21次。蒋维乔经常被各大中学校请去讲演静坐术。演讲记录或听后感经常出现在各类报刊中，如《学生》杂志（1915）、《江苏省立第五中学校杂志》（1916）、《教育公报》（1918）、《北京大学日刊》（1918）等。 　　广受欢迎的同时，蒋维乔和他的静坐法也遭到不少批评。曾经学医的鲁迅就很不以为然，1918年在《新青年》第5卷第4期上撰文称其“讲鬼话”，“把科学东扯西拉，羼进鬼话，弄得是非不明，连科学也带了妖气”。用蒋维乔自己的话说，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也有一部分反对这个法子，以为是“死”的修养，和新思潮不合，又以为近于厌世派。 　　就是这么一种静坐法，相信者声称治好了自己的病，反对者却称其大谬不然。两极分化，耐人寻味。 　　二、精神修养的归属问题 　　鲁迅所谓的“讲鬼话”，不为无据。静坐法虽然有蒋维乔的创新成分，但本质上属于中国的传统方术。如何用科学方法阐释本国固有之术，至今仍然是个问题。蒋维乔在介绍静坐法时，既不精通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知识，又缺乏深入浅出的阐释能力，要么使用方术家言，要么以科学名词牵强附会。比如，他用物理学术语“重心”来解释并代替“丹田”，有一定道理，却不够妥帖。这自然难入鲁迅法眼。 　　除了语言表达容易引起误解之外，体育观念的差别也导致分歧。 　　1917年，二十八画生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中发表《体育之研究》，认为“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天地盖惟有动而已”。相信生命在于运动，就不应赞成“因是子静坐法”。在他看来，体育运动的功能强大，可以强健筋骨，也可以间接地增知识、调感情与强意志；体育与智育、德育之间泾渭分明，体育是德育和智育的基础，身体承载着知识与道德，身体不存在，德与智也便不存在。 　　蒋维乔早年的体育观与二十八画生十分接近。1909年，他在《论学堂轻视体育之非》中说，人者由身心相合而成，教育者宜就身心二方面调和发达之。但全文只就生理方面的训练发表议论，没有提及心理方面的训练。 　　后来，蒋维乔的体育观发生了变化。1915年（《因是子静坐法》刊行第二年），蒋维乔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演讲，指出“人生大要有二，一身体，一精神。身体为外界的，精神为内界的。外界主动，内界主静。所谓一动一静，天地之道。动足以锻炼身体而之强固，静足以磨砺精神而之愉快。是故动者外界之修养，静者内界之修养。内外交修，形神合一，乃保身之道也。”1916年，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三年级学生徐辟南听完静坐法讲座之后，在学校刊物上谈到，“动者静之对，动而不静则疲，静而不动则衰。学校中设立体操、拳术各科者，所以活泼吾人之勇力，发达吾人之筋肉，使无动静不均之害也。然体操、拳术用筋肉之锻炼，非精神之修养。强于外不能固于内，欲为体魄之强，固非得精神修养，难收全功。”两相比较，可见蒋维乔已经明确地将体育分为“筋肉之锻炼”和“精神之修养”。 　　1920年1月，蒋维乔将这种体育观形成文字，发表于《长沙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