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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范伯子与张謇教育思想的异同 　　内容摘要：范伯子与张謇都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都曾为发展南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批判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鲜明地提出了各俱风格和时代特点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对当时和后世的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不同的家庭背景、受教育背景、生活环境等造成二者思想的差异，但亦有诸多相同之处。 　　关键词： 范伯子 张謇 教育思想 　　范伯子（1854-1904），清末文学家、诗文名家、桐城派后期作家，也是南通近代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里将其以“天雄星豹子头林冲”属之，皆非凡比。张謇（1853～1926 年），清末状元，中国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教育家。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张謇毅然抛弃仕途而走上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回家乡创办实业、兴办教育，推动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被誉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驱。作为南通近代教育的两位倡导者，他们在改革教育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带有自己风格的教育思想和主张，深入研究和比较两者教育思想之异同，对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范伯子与张謇教育思想的相似处 　　（一）以教育救国为宗旨 　　范伯子与张謇所处的教育时代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教育时代，是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近代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近代新式教育转化演变的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即“教育的近代化”。[1]近代著名诗人金天羽说：“范肯堂贫穷老瘦，涕泪中皆天地民物”。可见，范伯子对于当时政局的糜烂感到痛心疾首。加上范伯子周边亲朋好友的影响，诸如陈三立、吴汝纶、严复等一批主张改革变法的时代先行者们左右着范伯子的教育思想，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促使着他积极地投身到教育救国的行列中来。正如他在《通州小学堂宗旨》中所说：“变国莫先于秀民也”，他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国人的意识，通过教育来培养新型济事之人才，通过教育来达到强国的目的。 　　张謇留心教育，始于甲午战争。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在日记上逐条记下条约的主要内容，并且注明：“几馨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愤极语塞，但就是这句话，表达了多少悲愤、屈辱、忧虑之感！[2]由此，张謇的教育救国的思想应运而生，他决定投身于革新中国并使之走向富强的伟大事业。在他办学的二十多年中，教育救国思想无不贯穿于始终，他不论搞普通教育， 还是师范教育，还是办职业教育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进行的。他曾反复大声疾呼“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谋一国之强，基于教育”、“窃惟环球大通，皆以经营国民生计为强国之根本，而其根本之根本在教育”。[3] 　　（二）批判旧学 倡导西学 　　范伯子一生虽极有才华，确屡试不第，以诸生终。甲午战争后，他更是明确表示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说道：“窃观今日之艺，盖不特时文之末流处于当废，即士大夫之间所传之古学，亦必有中旷之一日”，“磋呼！余尝发愤以为中朝士大夫所学不足御外侮而强国，举天下之空文而尽可废也！”[4]正因为“时文”“空文”当废，范当世后来拒绝参加乡试，直至晚年更是一腔热血，一心扑在了寻求教育求国的道路上。当他决意不参加进士考试时，挚友吴汝纶、岳父姚慕庭、甚至时相李鸿章等多方劝说，也不改初衷。光绪十九年，他在给张佩纶（李鸿章女婿）的信中说：“（我）游谈十年而产不进，不以为贫；九试不得一科，不以为贱。”“颇主用泰西新学以强国阜民”，由于民族危亡的日益加剧、时代风云的变幻莫测，促使着范伯子改变思想，摒弃旧学，接受西方教育思想。他不但自己对西方新式教育充满向往之情，还鼓励儿子进洋学堂学习，之后去日本游学。在李鸿章府上的三年，范伯子还接触了不少外国人士，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与洋人喝酒的应酬上，而是积极进取，不耻下问，博览洋书。这些对于范伯子改变传统教育思想，踏上倡西学存仁义的道路上大有帮助！ 　　1894年，张謇金榜题名，本是应该庆贺之事，但他却抱定改革的勇气与决心，在封建王朝犹存时，提出“废科举、兴学堂”的主张。在他求学的二十多年道路上，他清楚的体会到封建科举制度的狭隘与残害。传统的科举教育禁锢人才，摧残人的个性，限制了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将科考作为人寻求出路的唯一路劲。“一国之强基于教育”，“民愚则国黯，民智兮国牢”。作为一个倍受传统的科举教育折磨的读书人，张謇更明白，中国要进步，不能靠传统教育，一定要多学习西方知识，要有放眼世界的眼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在《请建图书馆呈》中直言不讳地宣称他办的“蒙养院， 系仿各国幼稚园”。在谈及为什么要严格教育管理时，他亦以欧美为凭籍：“今欧美学校，教授管理之外，尤重训练、尤重服从，而卢梭放任教育之不可靠也，已为世界教育家之所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