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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教育与举业关系探析 　　【摘要】前人对书院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书院与私学、官学的关系；二是书院的藏书及祭祀；三是书院的经济来源；四是书院的讲学及教学法等。传统的观点是把书院归为私学的范畴，官学是为政府培养和输送人才，事实上书院教育与举业存在着很大的关系。本文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为根据，探讨一下书院教育和举业之间的关系。 　　【关键字】书院教育；举业；白鹿洞书院揭示 　　【中图分类号】G642 　　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制度，从组织结构上来看，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官；一私。书院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私人教育制度。官学是最早出现的教育组织，它开办的目的是要为统治阶级培养和输送人才。作为官学的辅助机构――书院，同样具有辅助学生准备科举考试的功能。从最能体现书院教育精神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我们可以窥见书院教育与举业的微妙关系――书院教育既想标明自己与科举的界线，同时又无法摆脱举业的影响，从而为举业做了不少的贡献。 　　《白鹿洞书院揭示》也即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学规主要是揭示书院教学的宗旨，也包含学的方法及目的。书院作为官学的重要补充，学院的学规大都反映了官方的教育政策，勉励学子努力准备科举考试，反对学生谈论时政，涉及诉讼等事。 　　一、透析《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揭示》由朱熹（1130―1200年）撰于淳熙六年（1179年）。此揭示很普遍的被后代的书院采纳为学规，而且对于官学教育也产生过重大影响。朱熹特别提倡书院教育。他推动书院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当时官学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实践他私人讲学的思想，把书院提升为一个学者从事高级学术研究以及涵养道德人格的场所。朱熹的书院教育理念对后代的发展影响很大。《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出以下五项为学的原则：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其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世接物，亦各有要，其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世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1] 　　在该学规中，朱熹明确了教育的目的，阐明了教育教学的过程，提出了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但是这些并不是朱熹的原创，这些思想早在儒家《周易》、《论语》、《孟子》、《礼记》等典籍中就已经出现。在《揭示》里，朱熹只是把这早已存在的思想汇集了起来，用学规的形式固定了下来。 　　朱熹强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己之学”，然后推己及人。这些思想依然是对古昔圣贤思想的继承，所谓“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是为学的五项原则还是后来“揭示”的跋文，都是对古昔圣贤思想的继承，没有朱熹自己的独创。这里的古昔圣贤也不过是儒家的孔子、孟子等人。“儒家具有人文教育传统，注重培养能够关切政治、参与社会、究心人文精神的儒者。”[2]这一理念注定了儒家的核心是“入世”,在那个时代入世的最佳途径即为踏入仕途，而举业是踏入仕途的最佳途径。尤其是寒门子弟，没有世袭，没有封爵，没有多余的资金捐班，举业成了他们入世做官的唯一途径。 　　朱熹在“揭示”中要求学者“讲明义理以修其身”，但他并没有要人废弃或轻视举业。朱熹曾言，“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3]从事“为己之学”和从事科举之学并不矛盾，只是轻重不同。二者不但应该兼顾，而且明白义理对作科举文字也有帮助。 　　二、思想上的一致性 　　书院的兴盛时期是在南宋，这时的书院促进了南宋理学的发展和学术文化的繁荣。南宋理学家往往以一所或几所书院作为他们讲学的场所，例如，朱熹曾在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和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处讲学；吕祖谦创办和主讲丽泽书院；陆九渊曾主讲象山书院等。他们把书院作为讲论和传播自己学说思想的重要基地，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同时，他们又邀请不同学术流派的大师到自己主讲的书院来讲学，由此，书院又成为不同学术流派之间展开讨论争鸣，相互交流的重要场所。然而，这时的争鸣和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有着质的区别。因为“中国早期书院虽然注重了相互争鸣的学术研究，但书院大师们在维护宗法封建社会这种根本问题上则是一致的。 　　儒家的“学”是为了“仕”，是“学而优则仕”。虽然，当时学者热心书院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思想：对当时官学教育和科举制度种种弊端的不满，反映了他们完善和革新教育的呼声和行动。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反对科举，更不是否认“学而优则仕”，而是革新并继承着“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