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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编者按： 　　刘再生先生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一书，有很多章节关涉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其内容不仅涉及专业音乐教育，而且涵盖了师范音乐教育、传统艺术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等各个层面。文中提及的一些相关史料也是以往所并不多见的。鉴于此，编辑部从本期始，特摘录其中一些章节以飨读者。 　　20世纪初期，学堂乐歌从教会学校狭小范围走向社会广阔天地，形成一股新的音乐文化时代潮流。这样一种新的歌唱形式，反映了中国人要求富国强兵、抵御外侮、救亡图存、振兴实业、提倡女权、主张共和等时代性的意志愿望与思想感情，引起社会各界广泛情绪共鸣，标志着中国近代音乐文化一个历史性转折。 　　学堂乐歌是指清末民初时期我国新式学堂开设的乐歌课及其教唱的歌曲。因之，学堂乐歌的产生和新式学堂开办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我国近代新式学堂经历了教会学堂、私人开办新式学堂、政府设立新式学堂这样一个早、中、晚三个阶段性发展轨迹。三者相同之处在于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方式均与中国封建时代读“四书”、“五经”的传统“官学”、“私塾”教育制度有了根本区别。自20世纪初开始，学堂乐歌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1898年，康有为即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开办新式学堂，开设“歌乐”课。他在《请开学校折》中说：“欧美之作其国民为人才也，……令乡皆立小学，限举国之民，自七岁以上必入之，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八年而卒业，其不入学者，罚其父母。”“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乞下明诏，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令民七岁以上皆入学……”①梁启超亦云：“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万不可阙者。举国无一个能谱新乐，实社会之羞也。”②康、梁二人作为维新变法之领袖，奔走于宫廷，相告于社会，提倡新学辅以“歌乐”。变法虽然失败，维新却有进展。《钦定蒙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颁布，这是中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定的学制。《奏定学堂章程》则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颁布，并在全国付诸施行，史称“癸卯学制”，标志着中国近代学制正式建立。但都认为“此时学堂音乐一门，只可暂从缓之”，直至1909年才将“乐歌”列为初小随意科，1910年列为高小随意科。③“随意”者，可有可无之谓也。因此，清政府虽准办新式学堂，但对“乐歌”课开设并未起到积极作用。学堂乐歌早在20世纪初就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据不完全统计，自1904年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至1915年十多年间，全国相继出版各种唱歌教材不下七十余种，其中有词曲可查的乐歌即有1302首之多。④因此，学堂乐歌的产生与发展，与其说是清政府开办学堂的产物，不如说是音乐教育家和社会有识之士自觉努力之成绩。学堂乐歌的产生乃是音乐文化时代潮流发展之必然结果，爱国图存的救亡意识是这种音乐形式在中国形成和产生的思想与文化之原动力。 　　学堂乐歌的形式特征主要是采用日本与欧美曲调填以新词的一种歌曲体裁。20世纪初期，中国留学生在“远法德国，近采日本”的思潮影响下，纷纷去日本效法经验，寻找“变法图强”的途径。在这一背景下，到日本学习音乐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根据《东京音乐学校一览》所载，从1902至1920年间，在学中国留学生注册名单全部为149名，去掉学年重复注册，在学人数实为77名。⑤他们中间许多人后来成为学堂乐歌的代表性人物，推动了学堂乐歌高潮时期之来临。 　　20世纪初期学堂乐歌曲调多为日本歌调。如《男儿第一志气高》曲调来自《日本游戏歌唱》一书中的《手戏》一歌；《中国男儿》源出日本学校歌曲《学生宿舍的旧吊桶》；《何日醒》（夏颂莱作词）是日本歌曲《樱井诀别》的填词歌曲；《扬子江》（王引才作词）曲调源自《铁道唱歌》歌调；《十八省地理历史》（沈心工作词）根据《日本海军》歌曲填词；《勉女权》（秋瑾作词）歌调近似于日本幼儿歌曲《风车》；《当兵》（华航琛作词）、《革命军》（沈心工作词）等均采自日本歌曲《勇敢的水兵》。⑥这些歌曲是在中国社会上最早流行并且广泛流传的一批乐歌。 　　辛亥革命前后，学堂乐歌曲调开始趋向采用欧美歌曲。沈心工曾说：“余初学作歌时，多选日本曲。近年则厌之，而多选西洋曲。”⑦标志着学堂乐歌采用曲调的风格演变。采用欧美曲调填词，形式更为多样，旋律更加丰富，地区愈加广泛，有德国歌调、法国歌调、英国歌调、美国歌调、意大利歌调和西班牙歌调、东欧和北欧歌调等等，如《体操――女子用》（沈心工作词）根据德国民歌《离别爱人》填词；《春郊赛跑》由李叔同根据德国歌曲《木马》填词；《英文字母歌》最早是法国民歌《妈妈请你听我说》的旋律；沈心工根据英国民间舞曲《村舞》填词的《铁匠》；李叔同根据美国奥德威的歌曲《梦见家和母亲》填词的《送别》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