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非营利性组织与企业法人治理比较.docVIP

澳大利亚非营利性组织与企业法人治理比较 　　摘 要：这篇报告在结合实际案例的基础上，从法人组织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机构两个角度探讨了澳大利亚非营利性组织与企业的相同与不同。本文使用了大量的二手文献材料和相关理论以及深度访谈，以便将其治理框架中的四个关键因素，包括问责、有效性、透明性和独立性，进行充分对比和分析。 　　关键词：法人组织治理 非营利性组织 透明性 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0407.2013.01-02.001 　　1.引言 　　1.1 目的 　　探讨非营利组织在内部组织治理和外部监管机构治理方面与企业的差异。 　　1.2 背景 　　全球性金融危机和BP石油的泄露事件将公司治理的三重底线[ 企业的三重底线是为在拓展或获取资源和经济价值时兼顾环境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即经济、社会、自然环境三方面的平衡统一。]提上了日程。与此同时，在正在变革的非营利型组织变革环境中，非营利性组织是否应该进行商业运作也被广泛争论。其深层的问题是非营利性、企业及政府在三重底线和公私合营的要求下，组织治理方式趋同。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如何对非营利性组织进行有效组织治理，如何监督非营利性组织的绩效和薪酬成为关注的焦点。 　　1.3 报告涉及范围 　　这个报告分析的范围为澳大利亚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然而，由于同属于大陆法系，该报告也参考了英美的例子和规章制度（Clifton 2010）。 　　澳大利亚的非营利组织分为两种，志愿者会员组织和有限担保公司。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在联邦政府管理、注册，志愿者会员组织在州政府管理、注册。 　　2. 方法 　　大量的二次文献 　　深度访谈（Greenacres 残障服务就业中心CEO尼尔； 卧龙岗Anglicare 慈善组织经济援助项目黛比） 　　案例的深层分析 　　3.内部治理 　　3.1 董事会责任 　　有所有权结构，与企业对股东负责相比，非营利性组织负责的更多，其相关利益者包括政府、捐赠者、志愿者和员工、受益者（Fishel 2008）。如图3.1所示，企业是闭合权力结构，股东享有所有权和受益权，而非营利组织则是单向权力结构，所有权、决策权、运营权和利益收益权分离。 　　由于单向权力结构，非营利性组织没有明确的所有权归属，但却有多重问责主体，“包括政府基金会、捐献者和赞助者、志愿者、职员和一系列服务受益者（客户）”（Fishel， 2008）。为了确保对利益相关者负责，非营利性组织的治理原则应包括下述要素： 　　论题1：在所有权特殊性的前提下，非营利性组织是否应该采用代理人机制以确保其对关键利益相关者负责？ 　　因为非营利组织也有董事会和CEO代表利益相关者，代理人机制可以应用于非营利性组织中。董事会对利益相关者负责，代表着非营利性组织的真正所有者，有着决策和控制权（Donaldson Davis 1991）。理论上来说，管家机制理论上比较适合非营利性组织，因为它是基于使命基础上形成的，人们自愿为其服务。然而，利益冲突依然存在于其中，依然会出现高管的腐败 （Miller 2002； Jegers 2008） 。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地区国家安全委员会（NSCA）的CEO弗雷德?约翰诈骗了2.87亿澳元，导致了该组织的破产，董事会遭到了处罚（McGregor-Lowndes 1991）。 　　可见，严格监管的代理人机制应该像在企业里一样，在非营利性组织中发挥作用。而且对于董事会的有效性、透明性和独立性的要求仍然是必要的。基于多重问责主体，内部和外部的治理需要同时实行，这样才能确保对关键相关利益者的充分负责。 　　论题 2：由于单向人力利结构，捐赠者对非营利性组织的控制力是微弱的。 　　捐赠者包括政府、国际性组织（如世界银行），企业和个人捐赠者，作为资源供应商，他们对非盈利组织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Bendell Cox 2006），这同企业中的股东类似。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捐赠，捐赠者都想知道捐赠资金是否被有效回报于社会（见附表1）。因此捐献者参与的民主化、负责任的决策过程成为非营利组织治理的重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捐赠者的控制力并非微弱，而通过对资源的控制和决策的参与被强化了。 　　3.2 董事会的有效力 　　非营利性组织中董事会和CEO被要求权责明确（Clifton 2010； Coombes Morris Allen 2010），并且同企业一样给组织带来价值。由于非营利性组织是以使命为驱动的，并非像企业以追求利润为导向，有效力在非营利性组织意味着做对事情，而不是有效率。它以董事会和CEO之间的高度合作和互动为特征，这不同于营利组织的监管和控制关系。 　　非营利性组织的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