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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验）认知与英语词汇习得 　　摘要： 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词汇习得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从效度上而言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数量和质量。对于多数习得者而言，数量上没有达到自由阅读所需的词汇量，这自然成为其通过阅读、应用等形式进一步习得词汇的障碍。词汇质量关系到词汇的使用输出，是学习者语能的重要基础。质量一方面受到数量的影响，另一方面还与学习者对词汇本身的认知加工程度息息相关。本文认为通过对英语词汇文化模式的认知，可以促进学习者的词汇在数量及质量方面的显著提升。 　　关键词：词汇习得；文化（体验）模式； 认知 ；词汇量 　　一、词汇习得策略述评 　　二语习得中词汇习得策略研究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得到重视。研究发现，语言学习成功的主要因素不是学习者的颖悟（aptitude），它更多地依赖学习者的个人努力。于是学习者如何学习和使用语言成了研究这关注的重点之一（O’Malley and Chamot，1990； Oxford， 1990； McDonough，1995）。而语言习得策略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几乎就是词汇习得策略研究（O’Malley）。这一点也可以从学习者对词汇的重视程度得到部分印证（Horwitz（1988）的调查显示，有25%至39%的学习者认同或强烈认同学习外语最重要的就是词汇学习）。但O’Malley发现“重复”是学习者广泛采用的策略，而需要更多信息加工的学习策略（如“图像”（imagery）；“参照”（referencing）；“关键词方法”（Keyword Method））少有采用。而这恰与“加工深度”假说（The Depth of Processing Hypothesis ? Craik and Lockhart， 1972； Craik and Tulving， 1975）的要求相去甚远（a deeper， more involved manipulation of information promote more effective learning）。 　　这一点在中国英语学习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撇开理论不谈，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形式上普遍采用重复式的机械记忆（rote learning）和少量的借助语篇（context）的习得方式。从习得内容上来说，一是靠机械的拼读掌握词汇的发音和拼写，二是掌握汉语注释式的含义。因为“机械”，所以记忆效果不佳，导致“记了忘，忘了再记”的恶性循环；因为只知翻译式的含义，所以对词汇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不能有效认知，更谈不上灵活应用。 　　但正如Politzer and McGroarty（1985）提出的那样，策略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其效果取决于应用环境。对于中国的英语习得者而言，应该首先明确，英语作为一门外语，从概念和内涵上不同于“二语”，虽然现在网络科技的发展等因素给我们的生活环境增加了许多英语元素。其次，对于成年（主要是大学阶段以上）的学习者而言，外语的习得过程不同于始于婴幼阶段的自然习得，也正因如此，许多学习理论表现为“水土不服”，缺乏指导性。所以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对象在英语词汇的习得中要了解的内容存在很大区别。 　　其中，文化因素就是影响学习者词汇习得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O’Malley and Chamot发现，对于西班牙语族者来说，经过策略培训的词汇习得效果比没有经过培训的要好；而对亚洲学习者来说，经过策略培训的学习者比单纯使用“重复”策略的学习者习得效果还要差。Schmitt et al.（1995）也发现来自不同文化的学习者对不同的词汇习得策略的有效性看法迥异。由此可见，对目的语文化的认知在词汇习得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词汇习得与文化认知 　　非客观主义哲学认为，客观外界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客观真理，对外界的认识不可能排除人的主观因素。Kant在《纯粹理论批判》中说：我们眼中的事物并非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在事物上的映像（We see things not as they are， but as we are.）。刘勰也有“唯人参之”的论述，也是Marx “humanized language”的体现方式之一（王寅，2007）。体验哲学的产生促进了人们对语言体验性的认知。体验哲学认为，人们的概念结构、推理能力等来自对客观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对于语言来说亦是如此，研究语言必须以人为本。 　　由此，可以说英语词汇本身就是英语民族文化的集合和缩影，是人们认知世界方式的抽象，是英语民族历时和共时体验的凝缩。只有更好的了解词汇当中体现的民族文化及其抽象的认知方式，才能更好地理解词汇的内涵，从而更好地应用之，提升词汇习得效率。这一假设是以认知语言学的“现实――认知――语言”的人本性原理为基础的：只有充分了解语言表达背后人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