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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艺术看《国语》和《左传》 　　【摘 要】本文从《国语》、《左传》的成书，思想特点及写作艺术等多方面对其作以分析、比较，对两书思想特点、艺术成就的归纳准确，比较之中特色鲜明。 　　【关键词】思想；艺术；记言；记事；民本；国别史；编年史 　　《国语》和《左传》在中学古文教学中占有一定的篇幅，选入课本的《国语》有《勾践灭吴》，《左传》有《曹刿论战》、《烛之武退秦师》、《郑伯克段于鄢》。现在从思想、艺术两个方面分析一下《国语》和《左传》的特点。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左传》则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编年史。《国语》和《左传》的作者究竟是何人，学者历来对此持有异说。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据此认为该书作者为春秋时期大约与孔子同时的鲁国史官左丘明。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学者称之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并认为是左丘明为解释《春秋》一书而作。所以旧时传《国语》和《左传》为同一作者，《国语》为《春秋外传》，《左传》为《春秋内传》（见《汉书?律历志》）。《国语》和《左传》其记言记事多与《春秋》有联系，多有助于说明《春秋》两书与《春秋》虽有联系，但两书各自单行。内容上亦自成体系，各为一家，内外传一说显然有不妥之处。 　　相传两书作者同为左丘明，后世学者研究也众说纷纭，两书作者究竟为何人各持己见。现在一般认同的是两书作者实难确指，内容大多出于各国史官的记述，其中的部分史料可能出于左丘明的传诵，这才是被大多数学者认同的。 　　《国语》始创国别史之体，此书共二十一卷分别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记事时代大体为西周前期至春秋末期（约公元前967～前453）。 　　《左传》是编年体史书，以鲁史为线索，按“《春秋》十二公”的顺序，依次编排。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772～前453年）。《左传》以年为纲，以事为目，纲举目张，网罗众事，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全书有姓名可稽者，几近三千之众。其中形象较为鲜明，具有一定个性者为数不少。作者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描述，刻画了许多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动人形象。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论“编年”、“纪传”二体为史家之圭臬，称《左传》和《史记》为“编年”、“纪传”之祖。 　　《国语》和《左传》的成书时间较为接近，记载的史事也大体属于同一时代，且内容上互有交错。有学者认为《左传》和《国语》是《春秋》的内、外传，虽有不妥之处，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这两部书存在着某种一致性。 　　《国语》、《左传》的思想特点 　　《国语》较之《尚书》、《春秋》，思想上已有了一些新的特点，概括为“重民”、“尚礼”、“崇德”，这些思想倾向，基本上符合了儒家的主张或思想。 　　一、《国语》中宣扬民本思想，认为民为国之本，《周语中》明确指出：“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周语上》记邵公谏厉王弭谤，提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楚语上》则有“安民以为乐”。《鲁语上》记曹刿问战，提出“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这些都反映出“重民”的思想倾向。 　　二、“尚礼”的倾向在《国语》中也有突出体现，宣扬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和礼节礼仪，其中还有不少“忠”、“信”、“仁”、“义”等道德观念的论述。例如，《晋语四》记宁庄子之言曰：“夫礼，国之纪也。……国无纪，不可以终。”可以看出其对“礼”的崇尚。 　　三、《国语》中“攘夷狄”的思想，意在排斥周王朝以外的其它民族，维护周王朝统治。同时也有关于天命神鬼、吉凶祸福预言的记述，反映了其落后、迷信的思想。被柳宗元在《非国语》中批驳为“诬淫”之说。 　　《左传》与《国语》相比较，其民本思想更加张扬、鲜明。 　　其一，《左传》明确表达民重于天，民重君轻，民为邦本，民为神之主的思想观点。“民本”思想比《国语》有显著进步，这与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宣扬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已基本一致了。例如，襄公十四年记中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其民本思想充分显示出来。 　　其二，《左传》重视民心之向背，在《曹刿论战》中记述战争取胜的先决条件，鲁庄公“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取信于民，民心所向，则战无不胜。哀公元年记逢华之语曰：“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在《左传》中民心向背，不仅直接关系战争胜败，而且大而言之关乎国家兴亡。其鲜明的“民本”思想昭示统治者得民心才能得天下，失民心必失天下。其思想的进步性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