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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双语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回顾 　　摘要：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有很长的历史，早在秦汉时代，就出现了少数民族使用汉语的双语现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双语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有了专门的政策与法规的保障，开始走上正确发展的道路，因此本文着重论述的是建国后我国双语教育的政策演变情况。从历史的角度可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初创时期.（1949-1957），动荡时期（1958～1976）和政策的确立时期（1980至今），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政策和实践。 　　关键词：双语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回顾 　　一、双语教育政策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2年颁布的我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1952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明确规定了少数民族使用自己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1951年经政务院批准的《关于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凡有现行通用文字的民族，如蒙古、朝鲜、维吾尔、藏族等少数民族，小学和中学的各科课程必须用本民族语言教学。”党和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迎来了我国双语教育的初步发展时期。 　　建国初期，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情况大概分成以下几种：（1）有自己的民族文字，且通行面较广，建国前已有双语教育基础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民族有蒙古、朝鲜、藏、维吾尔、哈萨克、锡伯等民族。这些民族在学校中建立了以教授民族语言为主、用民族语言授课的教育体制。（2）没有字对自己的民族文字，或虽有但使用面较窄的：属于这类的民族有壮、拉祜、傈僳、彝、傣、景颇、侗等民族。这些民族中，有一些民族在小学开设了民族语言文字课，进行民族语言课的教学，其他课程仍沿用传统的汉文教学体系，民族文字的有无成为影响我国双语教育的重要因素。创制少数民族文字成为这些民族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的当务之急。因此，在刨制少数民族文字的过程中，这些民族的双语教育进入了初期阶段。 　　1956年起，我国根据“创、改、选”（即帮助少数民族创制文字，或者由他们选择一种现有的适合于本民族的文字，对于文字还不完备和需要改革文字的民族，帮助他们逐步改革和改进文字）的方针和少数民族“自愿选择”的原则，坚持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参考汉语拼音方案，先后为壮、彝、侗等12个少数民族创制了14种文字。这些少数民族文字的创制为以后双语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双语教育政策的动荡时期（1958―1976） 　　这一阶段我国双语教育遭受了严重挫折。从1957年起，由于在方针、政策上出现了严重的“左”倾错误，导致对社会主义时期各民族语言特点产生了错误认识，认为社会主义时期是少数民族语言开始走向融合、消亡的时期，于是引发了“民族融合风”。在民族语言与汉语关系上大讲“民族文字无用论”、“直接过渡”，认为少数民族可以直接过渡到使用汉语文。1958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民族语文科学研讨会制定了严重脱离当时实际情况的政策。因此正在实行的民族文字停止试行，已经制定并准备试行的民族文字不再试行，一些老文字的使用范围也受到了限制。撤销了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和民族语文工作机构，学校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也或者被削弱或者被取消。[1]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初，双语教育又重现一线生机，如1963年云南省召开全省民族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在民族小学中继续加强民族语文教学的意见。于是云南个别地方出现了一直坚持民族语和汉语双语教育的典型。1962年1月内蒙古召开民族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在蒙古族中小学里坚持蒙古语、蒙古文的学习。[2]但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双语教育从建国初期的“黄金时代”走入了低谷。这段时期全国的学校教育陷于瘫痪，整个民族语言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四人帮”对民族语文采取大民族主义的同化政策，咒骂民族语文“无用”、“落后”。在这种思潮的控制下，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几乎走到了尽头。如内蒙古地区的学校一律改用汉语教学，朝鲜族的许多中小学生不得不到汉族学校读书，延边的双语教育在文革时期也遭到了严重破坏。[3] 　　由于在多数不懂汉语的民族中采取直接向汉语过渡的办法，不管具体情况，都用汉语来授课，以创制的文字也废弃不用，其结果，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变得极为缓慢，严重阻碍了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拉大了同汉族之间经济、文化的差异。 　　三、双语教育政策的确立时期（1980至今） 　　197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双语教育开始走上了复兴之路。尤其是80年代以后，双语教育又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我国政府与各少数民族自治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法令法规及政策。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