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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喜欢善于自学的学生？ 　　《求学?考研》：通常人们能在一个领域做出成绩已经很不容易，您在汉英对比研究、汉语字本位理论、汉语等韵理论、汉语构词法史、中外命名艺术、西方翻译理论、哲学语言学、对外汉语学等方面均有建树，有些不可思议。 　　潘文国：高中阶段，是我走上“古今中外”道路的真正起步。诱因之一是，在高中三年，我有三位语文老师和三年一贯的英文老师。高一语文老师邹兆玲将我的作文当作范文朗读；高二语文老师陈砚田与我诗词唱和；语文泰斗高三语文老师余邦彦也对我刮目相看。承蒙三位恩师的青睐与指点，我对语文的兴趣与日俱增。英语老师金峰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前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一口漂亮的英式英语，加上一手好钢琴，迷住了很多人。听他上课，特别是英文朗读，简直是一种享受。在金老师的熏陶下，我整个高中的英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能遇到这几位老师，就连我自己也觉得天生与英汉双语有缘。 　　诱因之二是，当时我作为班上的学习委员，享有进图书馆借阅书刊的特权。一般同学每人一周至多借一本书，而且只能按目录卡填借书单，再由我代同学去借。后来我跟图书馆老师混熟了，能在里面自由自在地看书，也先于同学们读到他们所要借的书，这样我的阅读面和阅读量等于甚至大于同学们的总和。我在高中阶段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历史传记、科普常识乃至音乐、美术等方面的书籍，这就使得我日后知识面相对较广、考虑问题时思路开阔。 　　《求学?考研》：为什么您本科专业选了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却选了汉语音韵学？ 　　潘文国：高考后我的两难选择就是报中文还是报外文。如果当时有对外汉语或者翻译专业我可能会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反复权衡的结果是，志愿一、三、五、七序我填的是中文，二、四、六、八序是外文，结果就听天由命吧。后来，我没有被第一志愿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却被录取到第二志愿复旦大学外文系，而当年外文系的录取分数比中文系还要高！后来有老师告诉我，因为我的口试成绩特别好，因而被外文系横刀夺爱，也不知是真是假。 　　我本以为将与中文爱好告别，不料复旦外文系特别重视中文。从一年级到二年级，外文系接连用中文开设了文学概论、写作、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四门课。上课的教师有吴欢章、翁世荣、顾易生、潘旭澜等，他们都是日后中文系的著名教授。我的中文不但没有抛弃，反而受到了更系统的教育。回想起来，这一段时光是我走上“古今中外”道路的关键。 　　1978年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我报考英语当然是最自然的选择，然而我却报了几乎不为人知的汉语音韵学。其实这是我的“扬长避锋”之举。如果报考英语，我有一大批同学想回上海、回复旦，同门厮拼在所难免，我并没有必胜的把握；音韵学非我专长，也是连中文系多数学生都不懂的“冷门”，凭我研读诗词的积累，未必输给别人，加上我有外语的绝对把握，偏锋取胜的可能性极大。考试结果不出所料，我以全校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华东师大，开始了我正式的语言研究生涯。 　　《求学?考研》：按现在的说法，您属于跨专业考研。您怎么解决“横跨中西”的困难？ 　　潘文国：汉语音韵学的基础是等韵学。等韵通，则全盘通；等韵不通，就只能做门外汉。为了从根本上弄通这一学科，我必须攻克等韵学。因为我原来的中英文基础都与语言学无关，所以我不得不从零开始，穷尽一切可能地阅读、自学。 　　同样，我的国学素养也是“赶鸭子上架”逼出来的。1988年，我被公派到英国留学，我告诉导师，我想写一两篇系统研究构词法的论文。导师建议：“要研究一个问题，必须透彻全面地掌握资料。”我沉下心来再一次从头做起，系统阅读、整理700多份海内外有关汉语构词法研究的文献，短短两年内做了几千页的读书笔记和摘录。原材料充足之后，我便着手撰写专著。一年后，我完成了计划中文献整理部分，结成《汉语的构词法研究：1898-1990》一书。 　　这也是我为什么更喜欢善于自学的学生的原因。我以前经常对学生说，“一个问不出问题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一个回答不了学生问题的老师不是好老师”。我喜欢学生提问题，也喜欢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研究进入我不那么熟悉的领域，因为那可以促使我自己去做相应的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彼此联系的，没有什么严丝无缝的学科界限，尤其在思维方法上，各种研究都是相通的，可以一通百通。学习阶段包括博士生阶段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教会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以及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比什么都重要。如果学生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基础，那是我最欣慰的。我最不喜欢的那种只会死背答案的“职业考生”。在了解考生背景时我特别关注那种爱跑书店“淘”旧书或爱“泡”在图书馆什么书都翻翻的人，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求学?考研》：您为什么不招硕士研究生？这会让您错过很多善于自学的学生吧。 　　潘文国：目前在多数高校，一个导师往往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