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课程论文人口经济学课程论文.docx

对中国人口发展的认识在上了“人口经济学”这门课程后，学习了人口及其理论发展的历史，还有老师推荐的几本有关人口学的名著，其中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最基本最有分量的一本书。我学习了有关人口一些专业名词，作为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对于人口的了解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在做城市的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时，必须要了解城市的人口及预测人口规模。所以选这门课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由于我对人口经济学的学习还仅仅停留在表面上，也只能谈谈我对中国人出生率肤浅的认识。从人类发展历程来看，我们经历了在自然生长情况下的不断增长，这期间会受到自然灾害、战争、瘟疫等导致人口下降；接下来随着人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类存活率大大提升，人口会增长的很快；当增长到一定时期后，又带来了拥挤、环境恶劣的问题等。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人口控制的积极作用。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提出的三个命题：1、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3、这些抑制和那些遏止人口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人口出生率又可称总出生率或粗出生率。它一般是一年内出生的活产婴儿数与同期平均人口数的比率，常常用千分率（‰）或百分率（%）表示。出生率可以反映总人口在某一时期(一年) 的生育水平。根据相关信息，出生率可分为五等，即：50‰、40～49‰、30～39‰、20～29‰及20‰。低于20‰的出生率可称为低出生率。从世界范围来看,向低生育水平迈进是人口发展的大趋势。自1972 年以来全球生育率已下降一半，由每位妇女平均生育6个子女下降到219个（马蔚云，2010）。还有后面讲到的人口转变模式，目前中国提的新型城镇化就是侧重人各方面社会属性的关注。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四十六年前，毛泽东主席亲自出面批判一位名叫马寅初的经济学家，原因是后者倡导限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仅仅三年之后，虽然这位经济学家的人口学思想并没有被承认是正确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得到官方的倡导，直至后来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逐渐形成了共识——毛泽东错了，而马寅初是正确的。最近几年，由于中国面对和即将面对的各种复杂的人口，这场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争论再次进入高潮。中国人口政策的形成和效果虽然早在1960年代政府就提倡计划生育，但是，具有标志性的是于1980年，中共中央以一封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公开信的方式，正式颁布“一胎”政策。如果从那时算起，中国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许多发达国家用多得多的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也就是说，继1950年代完成了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阶段到低死亡率、高出生率和高人口增长率阶段的前半截转变之后，中国从1980年到2000年大致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后半截，即转变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阶段。在中国完整地实现了人口转变的标志是：反映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从1957年的6下降到1980年的2.3，进而到1990年后期以来的1.7-1.8之间[i]。这个生育率远远低于不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2004年不到6‰。一些城市更低，如北京只有0.7‰，上海则是零。在很多年之中，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马寅初，以下认识广为流传。即认为人口的数量与自然资源、环境、就业机会以及社会保障覆盖能力之间形成直接的矛盾。而实行一胎政策的初衷，便是通过抑制乃至减少人口数量，在计算人均资源拥有量、失业率、人均GDP等福利指标时，缩小人口分母。从这个意义上说，既然执行了20余年的人口政策遏止住了人口的出生数量，似乎也就达到了目的。然而，恰恰在人口数量矛盾不那么突出，而人口结构异常的现象显露出来之后，关于如何评价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这个政策是否应该维持下去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才真正展开。计划生育政策的真正收益是什么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论不休且无结论的话题。不同的理论模型支配着学者和政策制定人对人口增长的看法，从而导致不同的政策取向。虽然旷日持久的理论和政策争论没有结果，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事实，却经常与其中一种理论观点产生矛盾[ii]。人口因素不啻一个经济增长条件，但是，第一，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第二，它的影响不是独立的，往往与其他增长条件一道发挥作用，产生一种或正面、或负面的增强效果（Kelley，1988）。但是，这些研究通常把人口变化视为稳态的过程，仅仅关注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而忽略了人口转变过程中年龄结构变化的作用。通常，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从而形成年龄结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