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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我国手工装裱工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摘 要 手工装裱工艺的发展因其不符合“现代化”主流产业的特征，逐渐被西方文化吞噬，致使某些手工装裱技至面临着人亡艺绝的传承危机。2004年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包含手工装裱工艺的传统手工艺的法律保护得以迅猛发展。基本建构出立法和制度综合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立法层面明确了权利行使主体、以署名权为例的权利内容、以工艺的生存状态为标准的权利客体。从制度层面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设定了濒危的手工装裱工艺类型并相继指定了传承人和传承基地。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手工艺 手工装裱 　　作者简介：刘瑶，吉林警察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1-177-02 　　建国后的中国，为实现“现代化”为发展目标。始终将“现代”的产业以及与现代相关的行业才能为主流行业。“传统”作为与主流的“现代”相逆的词汇，逐渐地被认为落伍而被丢弃于角落。为构建符合“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手工装裱行业，我国相继成立了多家手工艺研究机构和工艺美术院校，开设了装裱专业。为了规模化的产出接班人，从传承机制上由传统手工艺学徒型传承方式转为专业教育、学历教育体制。工艺美术院校的仅存的装裱技术人才也为了适应工艺“现代化”的需求，将精力重点投入到装裱机的设计和革新上。手工装裱这类工艺繁复，经济效益回报低的专业被认为没有前途，在装裱行业内部都被认为是冷门。手工装裱的传承面临人亡艺绝的危机。近些年，随着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我国政府逐渐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深入，意识到如果我们只忙于向西方趋同，却对中国传统文化宝藏视而不见，文化强国梦想不仅不能实现，反而可能出现全民族性文化自觉缺失的可怕后果。 　　一、手工装裱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建构 　　手工装裱工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保护侧重行政规制，以公法的内容为主：一方面是因为其保护对象是业已公开的中国传统工艺，保护目的是福泽大众的；另一方面，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手工装裱工艺抢救性保护，无论是“接班人培养”还是“记忆工程”的推广，都是需要巨大财力支撑和长效的行政强制力推行的。而目前的中国，仅私主体或市场的力量是很难支撑这项前期投入巨大且经济回报不明晰的产业的。传统手工装裱的传承危机以及保护的紧迫性也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保护的一个因素，至少在当前历史时期下，采用自上而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手工装裱工艺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近十年，以201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主席令第42号）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初步建成，以手工装裱工艺的保护为例，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保护的主体角度，将可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装裱工艺类型的保护主体设定为群体。手工装裱工艺作为传统手工艺的一种，“最初可能由个人，也可能由集体创作，但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经过不断加工和完善，最终发展成为家族、团体、甚至民族的群体性成果。” 所以，群体是当然的权利主体。由于群体的人数和身份的不确定性，使得其行使权利或请求救济时存在现实困境，必须设立相应机制补足群体行为能力不足的问题。《非物质遗产法》第7条规定了由文化行政部门与本辖区传统文化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而成为权利行使代表，代理实际权利主体的法律地位。本文认为，政府管控型的“代言”只是针对挽救濒危的手工装裱类别强效保护的权宜之计。从长远看来，随着此行业的生存状态的变化，权利主体及行使会逐渐从“行政主导”向协会等形式的“民间团体转向”。 　　其次，从保护的客体角度，根据传统手工艺不同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可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1）极度濒危，或已被现代技术取代的传统手工艺。如中国传统工艺濒危的“传统、稀缺手工装裱工艺”采取公法特殊保护，并附加政府主导的政策及财政扶持。（2）身处困境，但具有较强发展潜力的传统手工艺。如除（1）之外的手工装裱工艺，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但因种种原因处于经营不善或后继乏人的困境。（3）具有较强生命力与市场需求，如结合装裱机与手工装裱相结合的装裱新工艺采取充分市场化、品牌化，在法律上侧重民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等私法保护。鼓励创新的同时，为平等民商事主体提供利益冲突的救济机制。 　　再次，从对手工装裱工艺的传承人或基地的权利内容的设定上，尝试增设了署名权。1997年颁布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第13条就曾尝试赋予工艺美术大师“署名权”，即规定“工艺美术大师有权在其作品上镂刻姓名”给予著作权保护。2011年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7条中也规定了与知识产权中的“署名权”相似的权利，即“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标明其出处和来源群体”。署名权作为人身权中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