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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环境下的中国政府信用建设 　　摘 要：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但相应的政治体制并未达到目前的经济发展要求，在此过程中突出体现出来的是政府的信用发展迟缓问题，要促进政府信用建设，必须要厘清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借鉴西方的理性官僚体制及后官僚体制，建立理性、有效的反腐机制，逐步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 　　关键词：政府信用；政治委托；反腐败；官僚体制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225-02 　　中国目前在经济上处于飞速发展的上升阶段，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信用与民众利益的冲突，使得政府信用的建设研究成为热点，但是从理论上来讲，无论是西方模式还是东方模式，政府的信用评价都不会百分百满意，在实践中，完美的政府十分罕见，基本不可能存在。正如美国著名的公共管理大师B.盖伊·彼得斯（B.Gay Petters）断言：“对于政府部门来讲，变革与其说是一种特例，不如说是一种惯例。只要有一个不完美的政府，人们就会持续不断地寻求理想的治理形态。”[1] 因此，政府改革就永无止境，政府信用建设也永无止境。 　　一、政府与公民的法律关系——代理人与委托人的关系 　　近代西方国家和政府的理念是建立在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依据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国家是人民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政府是由国家法律建立的，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当然是属于人民主权者这个一切权力的最终源泉的。这种政治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含有潜在的含义：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问有着利益冲突，必须警惕代理人的行为，必要时可以取消委托一代理关系，解散和重组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是此类外部行政法在构建政府信用过程中主要是体现人们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要求，而体现合理性要求的是内部行政法，外部行政法与内部行政法是行政法的两个同心圆，外部行政法处理的是行政合法还是非法的问题，内部行政法处理的是行政行为适当还是不适当的问题。两者相比较，内部行政法在促进政府信用建设过程中意义较大，因为在实践的复杂行政背景下，行政执法者的技术性越强，对于外部行政法的规避就越强，外部行政法的规范力就越弱。内部行政法是由行政机关制定规则以阐明法律，其制定规则指导自身的局限性，知道何种方案更合适其行政官员。鉴于内部行政法对于防治政府失信具有独特的优势，所以政府信用建设仅仅依靠外部行政法是难以产生理想的效果，只有内部行政法与外部行政法同时进行，才能取得理想的成效。 　　二、西方国家政府信用建设——公民的民主观念是政府信用建设推动力 　　民主是基于“政府是恶”的理念之上的，认为其执政过程中，在公众利益与自我利益冲突时，不可避免地要自我利益优先，从而损害公民一方的集体利益，所以民主理念是抑制执政者私念、防止专制独裁、促进政府信用建设的重要平衡因素。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到近代自然法学派对民主政府的特别强调，再到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西方国家，民主理念深入人心。自由主义思想家拉尔夫·达仁道夫（Ralf·Dahrendorf ）认为：“显然，公民社会是一切独裁权力的眼中钉、肉中刺。”“集权的统治者们憎恨公民社会更甚于憎恨其他一切，公民社会抗拒他们的肆无忌惮、骄横狂妄。”[2]所以，公民社会是民主政体的有效根基，是专制政权的张力因素，“公民社会也许是唯一有效反对专制和集权统治的源泉。”[2] 所以说，西方公民对政府有明显的警惕心理和拒绝盲目服从的政治文化。 　　西方国家重建政府信用的做法主要有：（1）公民中心的公共服务。许多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将公民视为消费者或者顾客提出了“公民中心”、“顾客导向”、“顾客至上”等观念，突出公民是双边关系的中心，凸显了政府的服务功能在增进公众对政府信任中的重要性。（2）公共服务质量运动。公共服务质量的改善有助于改善公众对政府的态度，实现这一点的重要措施是实施标杆管理、质量保证措施以及采用信息科技提升服务质量等。（3）道德基础运动。改善公务人员的行为，树立良好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4）反腐败行动。“腐败没有国界”，它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有着巨大的危害，尤其危险的是腐败背后“公众对坏消息的厌倦和无力感”所造成的政府信任衰落问题。（5）扩大公民参与。如果排斥公众对重要决策的参与，将会造成政策上的失误。从结果上来看，参与也许无法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利益，但是在参与中可以构建完善民主体制。（6）透明与公开。通过政府行政的公开化、透明化，加强公众对政府及其运作的了解，从而改变不信任态度。（7）放松管制。放松管制的内涵在于释放公共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