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人与国家》(广西大学人文).docVIP

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 张灏 (1937- )，曾长期担任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本文选自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引子 今天在这个世纪交替之际，海峡两岸是一片改革的声音，我们很容易忘记这种声音是近20年才响亮起来的。在这以前，改革的声音是很微弱的。长时期笼罩中国的是革命的声音。今天回顾20世纪的历史发展，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人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花在“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是如何走上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而没有走上改革的道路?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在进入正题以前，我想先对革命这个现象作一个简单而基本的说明。大约说来，近代世界的革命有两种：一种可称之为“小革命”或“政治革命”，它是指以暴力推翻或夺取现有政权，而达到转变现存的政治秩序为目的的革命，最显著的例子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另一种是所谓的“大革命”或“社会革命”，它不但要以暴力改变现存政治秩序，而且要以政治的力量很迅速地改变现存的社会与文化秩序，最显著的例子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与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也属此类。我今天要谈的“革命道路”主要是指这共产主义大革命的思想道路。 历史的回顾 从今天回头看，这条革命的思想道路是极漫长的。大致说来，它的起始点可以推到整整100年以前．1895年前后，也就是我所谓的转型时代初期(1895年至1920年初)。在这以前，中国自从19世纪中对外开放以后，只有改革与保守的论争。1895年以后，改革的阵营逐渐分化为改革和革命两股思潮，也因此展开了百年来革命与改革的论战。在这场论争的过程中，革命派很快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在本世纪初年，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革命崇拜的现象，最好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随着革命的声浪日渐扩大，革命崇拜日渐散布，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到了“五四”后期， 20年代初，这激化已经相当普遍，终而形成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在20年代至40年代间大规模的左转，而革命崇拜也逐渐激化成为一种革命宗教，像燎原的野火在当时吞卷着中国，几乎把改革的声音完全掩盖掉。因此这条革命道路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而形成这条道路的关键是转型时代(1895年至1920年)出现的激化现象：我在进一步讨论这个激化的现象时，先说明一下激化的原因。 激化与革命崇拜 大约来说，思想激化的形成有好几层原因：首先，就思想层面而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895年以后所谓的西学开始大规模地输入。现在重要的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多半在转型时期进入中国而大量地散布。这自然是刺激思想激化的一个原因。但要了解激化，仅看思想层面的原因是不够的，我们也要考虑一些非思想层面的原因。大致而言，非思想层面的原因有三种：最显著的当然是当时的空前政治危机。这危机是双重的，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在1895年以后由慢性的蚕食剥削，突然升高到领土的掠夺，而且步步进逼，造成当时国家有被瓜分的恐慌，同时国内的政局也急转直下，传统政治秩序陷入分崩瓦解。在这内忧外患双重危机的交迫之下，任何局部与渐进的政治改造，都是捉襟见肘，很难成功的。而中国近现代的实际政治发展也清楚地显示：政治改造从自强运动，到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以及后来国民党的“国民革命”，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些政治改造，每失败一次就不可避免地使人对现状更为不满，使人觉得需要对现状作进一步更彻底的改造。中国思想的激化可以说是政治的双重危机和一连串现实政治改造失败一步步逼出来的。另外一层原因也与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性质很有关系，方才我提到中国的政治危机在当时有着空前的升高，同时它的文化秩序的基础也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逐渐瓦解，形成我所谓的文化取向危机。政治危机与文化危机两者同时出现，二者之间的互动，也是促成激化的一个因素。现在让我进一步说明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前面我特别指出中国在1895年以后由于空前的内忧外患所造成的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瓦解。这瓦解的过程，自然在中国人生活上造成极大的震荡不安；焦虑和恐惧、羞辱与愤怒，各种激情与感愤纷至沓来，充斥当时人的思想世界，而同时由于文化基本秩序的崩溃，传统的世界观与价值规范都已动摇而失去旧有的文化功能，无法把当时政治与社会危机所引发的各种激情和感触加以绳范、疏导与化解。因此政治与文化两种危机交织互动的结果是各种激情和感愤变得脱序、游离而泛滥，非常容易把当时人对各种问题与大小危机的回应弄得情绪化、极端化。这种趋势自然也是助长激化的一个因素。 最后，要认识中国现代思想激化也需考虑到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与社会困境，这是现代思想激化的第三个因素。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