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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摘 要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确定检查机关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定主体之一。根据法条规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多个环节均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和机会，比较而言，将审查起诉阶段确立为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主要环节，更为可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构建和完善，首先应明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在此基础上，本文就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设计、证明责任分配、配套制度、配套机制等重要内容展开较为充分的论述。 　　关键词 审查起诉阶段 非法证据 排除程序 证明责任分配 配套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7-040-02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该规定确定检察机关为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定主体之一。该做法与“美国的正当程序条款、德国的证据禁止理论和法国刑事程序无效理论等，将非法证据排除的时间限定在预审或庭审阶段，将确认和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排他性地赋予法院”的做法风格迥异。与国外由法院负责对非法证据作出裁量的证据规则相比，我国的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到“我国检察机关的设置和权力配置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具体国情。 　　综观公诉工作，检察机关自审查逮捕到审判结束，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批准逮捕后至审查起诉前、审查起诉阶段和提起公诉后”等多个环节，均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和机会。但是，根据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89条第3款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法定期限是7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现并排除非法证据客观上存在一定困难；虽然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3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批准逮捕后至审查起诉前，检察机关亦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但在司法实务工作中，检察机关在本环节通常并不深入介入，故而很难成为排除非法证据的主要环节；“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发现该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不应当起诉的，可撤回起诉”，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裁量性和客观性的体现，已为很多国家刑事诉讼法所普遍接受，我国“两高”司法解释亦肯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撤回起诉，但我国最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此并无明确规定，故而学界对撤回起诉的合法性存在一定质疑，因此“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后，是否能排除非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后，如果现有证据无法达到起诉标准，能否撤回起诉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将审查起诉阶段确立为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主要环节并首先进行制度构建和完善，比较而言，更为可行。此外，对于自侦案件，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亦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与其他侦查机关相区别进行专门研究的意义尚有待商榷。 　　一、明确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 　　何谓“非法证据”？理论界说法不一，各国立法亦有所不同。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应严格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明确界定非法证据的外延和内涵。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1款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根据该规定，检察机关在实务工作中有权排除的非法证据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是非法言词证据。包括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学界通常认为，法定对此类非法证据采取绝对排除原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司法机关均不得采用这类证据；二是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学界通常认为，法定对此类非法证据采取附条件排除原则，此类证据只有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且不能予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时，才予以排除。 　　仅就理论而言，非法言词证据是绝对排除，还是采用与刑讯逼供程度相当的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才绝对排除，尚存在一定探讨空间。以“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和被害人的人权保障”为绝对价值取向，对一切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辞证据，在任何情况下，皆应予以排除。一定程度上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权益平衡和实体正义的实现，宜将轻微程序违法的言词证据，如，侦查人员未签名等，界定为“瑕疵证据”，在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侦查人员和派驻在看守所的检察人员等相关人员确认后，可补充完善或重新制作。 　　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书证，以下两种情况应界定为“瑕疵证据”：一是收集不符合法定程序，但采用并不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物证、书证；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