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盆里的豆子发芽了.docVIP

铁盆里的豆子发芽了 　　原来一直以为重揭灾难是在“受访者”心灵的伤口上洒盐，而事实是，人人都不去触碰，伤口里的脓水就一直包裹在里边，你逼他打开，把脓水放出来，其实是对“受访者”的一次治疗 　　有一天，一位已经当上了家乡政府领导的朋友问辽宁女作家孙惠芬，回老家忙什么？她答，做自杀调查。朋友瞪着她问，谁自杀了？孙惠芬答，不是谁，而是很多。 　　与媒体报道的那些引人关注的自杀事件相比，绝大多数的自杀往往如秋天之叶，默然飘落然后归于沉寂。孙惠芬最近创作并在《人民文学》上连载的《生死十日谈》，即是针对农村最普通的自杀现象的“调查报告”。 　　对于长期以来关注乡土文化，执着于乡村叙事，并创作了大量优秀乡土文学作品的孙惠芬来说，她虽经常往返城乡之间，可她以前并不知道她的家乡会有这么多人自杀。直到她的朋友大连医科大学教授贾树华抛出了“农村自杀研究与预防”课题，并动员她加入进去，她才知道，她的家乡有那么多人面临着生与死的艰难抉择。 　　做这个课题需要勇气，因为在很多地方，谈论死是一种忌讳，但剑走偏锋的“诱惑”以及现实力量的驱使，推动孙惠芬完成了这部作品。“我无法逃避。”孙惠芬这样解释。 　　为何要着眼于“死” 　　《方圆》：作家的生活造就作家的文学世界，你近两年自称“放逐乡村”，是在寻找新的写作资源吗？ 　　孙惠芬：“放逐乡村”，应该说是整个身心的需要。当然这个身心，是已经被创作浸泡出来的身心，所以身心的需要也包含着创作的需要。 　　当时确有一部长篇的构思，想到故乡田野寻找灵感。但最真实的想法，却是远离写作，远离书斋，远离跟写作有关的文坛或文圈，好好地透透气。我的所谓放逐，就是这种让自己忘记一切，投入到另一世界的放松和忘我。 　　《方圆》：“放逐”乡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可以收获些什么？ 　　孙惠芬：最初是有一个方式，在家乡农业发展局挂职，这也经过了层层作协组织的努力，目的是为解决一个吃住的地方。刚“挂”进去时，我把自己当成农发局的一员，跟各处、室的工作人员下乡，有畜牧、种植业、信访、扶贫等等方面的工作。 　　这些辐射了当代乡村方方面面的端口，就像一条条通向大地纵深的铁轨，让我进入此前无法想象的天地。虽然不一定接触到最幽微处，但我的身心是放松的、愉悦的，我放纵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去面对，去倾听，去做深深的呼吸。 　　一些死鸡、死猪被二道贩子带入市场，如何进行污染处理并堵住非法贩卖？一些大棚菜农为蔬菜施过量农药，如何检查大棚蔬菜的用药成分？水源地农民为了城里人吃上干净水，不得不迁到故乡之外，可迁后土地补偿迟迟不给，如何安抚那些拿不到补偿就去北京上访的农民？住在偏僻大山里的村民动迁，可是人搬了土地挪不走，如何解决他们的种地困难？ 　　这些事情，附着层层叠叠的社会问题进入我的视野。 　　在最初的日子里，它们之于我，仅仅是流动在乡村大地上的空气，它们除了让我陶醉，没有别的。因为我在城里的家呆得太久了，太需要这些信息在耳边眼前流动了。应该说，在刚刚下乡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对这些社会问题进行思考，我陶醉在拥有“新鲜空气”的喜悦当中。不但不思考，且连跟写作有关的笔记都不做，似乎因为写作而造成的敏感神经已经在这种自由的空气中休眠。我特别需要这种休眠，或者说，长期的思考已经让我对思考产生厌倦。那时在乡村，我最想成为的，就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呆傻者。 　　神经是怎么觉醒的，很难说清。大约是在半年以后，家乡的朋友在不断增多，随之我拥有了更大的游走空间，比如法院的审判庭、信访办的接待室，比如从市区通往村庄的每条道路。跟创作有关的愿望像捂在铁盆里的豆子，接受了某种适宜温度的孕育，一点点长出须芽。《生死十日谈》的写作，就是这样发生的。 　　《方圆》：在拿到乡村平民自杀现象这个课题后，你谈到过心里曾有矛盾，贾树华教授的课题显然不符合你“一心想在生活中寻找快乐”的状态，你的心态是如何调整的？ 　　孙惠芬：青少年时期，我是一个忧愁多于快乐的人，常常无病呻吟。后来我拿起笔开始写作，便感到因时光流逝而生出的虚无感对我的写作在起着作用，因为午睡醒来和夜深人静时，我常能感到人跟现实世界的分离，常能体会这种分离带来的惊悸和不安，以至于我不得不企图用笔挽住什么。 　　可是快到五十岁的时候，我的虚无感陡然消失，惊悸和不安无踪而去，我活得殷实又现实，我愿意接触快乐的事物，我懂得快乐对生命的重要，而写作却不再是我生命的全部。或许，只要你不是过着二手的生活，只要你有着深度的生命体验，都会有经历这样的改变，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知道有一天我会这样。 　　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我确实曾觉得这是在堕落——一个总想远离痛苦的人怎么能写出好作品呢？可事实证明，只要你选择了一条路，这条路上的“风景”，总是你创作的源泉。 　　下乡半年，我的好朋友贾树华就向我抛出了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