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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邵培仁199年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和总结了20年来两岸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缘起、历程和实绩，分折和描述了本土化研究的特色、发展趋势和各种学术争论，对已取得的科研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本土化”是两岸传播学研究的共同追求，本土化研究也可使传播学真正融入中国的学术海洋，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 两岸三地 传播学 本土研究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已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他所创造的灿烂文化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传播学是舶来品，但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也不乏对传播现象和问题的精彩描述和深刻论析。对此，西方传播学者常羡慕不已。传播学大师宣伟伯（Wilbur Schramm）教授就曾深情地写道：“我们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与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多了解自己的工艺智识，增深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么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的学问上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久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 我们要客观、冷静、全面地看待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既不要自高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其实，在虚心吸收、消化西方传播学知识的同时，潜心探究、搜寻中国文化宝库中关于传播原理与理念的珍藏，向世界展示和返送中国人特有的传播思想和智慧，进而开辟一个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新天地，已成了两岸传播学者二十多年来的共同责任和追求。　　一、缘起与发展　　中国传播研究起步较晚，而“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提出则更晚。在台湾地区，第一部传播学著作是徐佳士教授在1966年出版的《大众传播理论》。在香港地区，余也鲁教授在1978年首次译述出版了宣伟伯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在1980年出版了《门内门外：与现代青年谈现代传播》。在大陆，虽然刘同舜、郑北渭、张隆栋三位先生分别在1956年和1958年翻译发表了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文章，但研究性的文章直到1978年才出现。这一年7月，郑北渭发表了《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文章，引起了大陆新闻学界的兴趣。 作为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传播学（简介）》，于1983年面世。1988年，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出版了大陆第一部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但是，这些还都不是本土化的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研究有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　　1.以中国传播研讨会为阵地的本土化探索　　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实际包括了“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两种说法。首先提出“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人，可能是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兼中心主任余也鲁（讲座）教授。他在1978年3月主办的第一次中国传播研讨会（香港）上作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余也鲁认为：“我们除了可以在中国的泥土上学习与实验这些（西方传播）理论外，以中国人的智慧，应该可以从中国的历史中找寻到许多传的理论与实际，用来充实、光大今天传学的领域。”因为，“传的艺术已深潜于中国文化中，流漾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的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现在该是开始的时候了。”　　1978年9月出版的《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一书中写道：“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先生，目前正积极主持该中心的一项工作——‘传播研究的中国化，大力整理我国的传播遗产，以期能够推出一套完备的‘中国的理论，并将我国的传播经验‘回馈给外国人。”余也鲁认为：“中国的传学可以回溯到数千年，例如战国时代，七雄争霸，苏秦、张仪说服六国联合抵抗秦国，他们用了什么说服的策略？郑和七下南洋，没有发过一枪一炮，而威震番邦，所用的传统技巧在哪里？运河的建设，沟通了中原与南方，建立了文化的交流，……也许从这些历史文化的成就上，可以探讨出中国传播学的脉络。”郑贞铭认为：“这种研究方向是值得国内新闻界与传播教育界重视的。”　　1978年6月，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在台北政治大学主办了第二次中国传播研讨会，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协办（系主任徐佳士教授）。余也鲁、徐佳士、朱立等30余位来自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的学者参加了会议，向会议提交了14篇论文，大家用一周时间共同探讨传播学研究中国化问题。会上，余也鲁、徐佳士分别宣读了《环境与传播》、《中国传统中人际传播特征初探》的论文；会后，朱立教授在《报学》（1978）发表了香港会议上《开辟中国传播研究的第四战场》的论文。当然，在此之前台湾地区已有一些相关论文面世。例如，方鹏程的《先秦合纵连横说服传播研究》（硕士论文，1973），阎沁恒的《汉代民意的形成与其政治之影响》（1971），张玉法的《先秦时代的传播活动及其对文化与政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