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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团圆结局之下的西施归宿 【摘要】在中国，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大团圆模式。不管是怎样的作品，人们都会给它一个合家欢，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对于有争议的西施结局，人们也就找到了答案，不用任何的史料，传说就能将其圆满。 【关键词】大团圆 文化现象 民族审美 文学大师鲁迅先生曾有过这样的概述：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则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1】尼采也说过：喜剧就是把个人的局限性，完整展现给人看。【2】在中国民间文学的长河里，我们不少看到这样的现象：无论故事的情节多么的悲惨曲折，在过程之中是怎样将血淋淋的画面撕破给人看，但是结局仍然以一种合家欢的模式来结束，以此来表达人民大众的美好愿望，迎合人民群众崇尚善恶有报的心愿。如：《梁祝》中的梁山泊与祝英台，在抗争无效殉情后，双双“化蝶”而团圆；《长生殿》中唐明皇与杨贵妃在月宫相会，道出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样哀婉缠绵的心声；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小二黑与小芹最终也是冲破了家庭束缚而结为夫妻。这样美好的爱情故事，都以善意的心理寄托了人民大众追求恋爱自由、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望。“大团圆”是中国民众心理的体现，是中国文艺民族特色的反应。与西方悲剧一悲到底进行比较，中国的古典悲剧，悲则悲矣，却从不给人以绝望的感觉，往往讲究的是一种团圆之趣，在主人公失败甚至死去之后，作者都会给作品安上一条欢乐的尾巴，以此来弥补人们的精神创痛。这种聊以自慰的团圆结局，已成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学现象。 “大团圆”的文学现象已根深蒂固的驻扎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里，如高鹗所续《红楼梦》；而有些作品故事，如果是残缺结尾，那么读者或听者在欣赏完之后，他们会在心里自觉地给出一个美好的臆想。比如说，某个爱情故事中的爱情失败了，我们就会这样说：如果他们俩走在一起该多好哇！在无形中给他们一个完美的结局。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不属于个人意识，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形成的，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我们知道，一个民族的审美观、文学观总是受其民族文化的影响。所以，从源头上说，“大团圆”文学现象应该归因于中国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不喜欢走极端，不主张两面看问题，而是努力在两面之间找一平衡点，试图取道中庸。儒家对人性的理解也是比较理想化的，它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美好的。《三字经》中的第一句话就说：“人之初，性本善”。在民族传统里，中华民族追求的是一种中和美的艺术审美理想，正是在华夏五千年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势，铸成了中国人片面的审美观。 作品、故事、传说必须以“大团圆”来结局，单一审美性，是“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根。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在婴儿期和青春期中的任何一点挫伤，都会在成年后表现出某方面的缺失，从而个体自身会在成年后的各个时期通过一系列的形式来自我满足，弥补缺失。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都是如此。“大团圆”文学现象就是如此。它的慰藉功能非常强大，人们愿意享受这种圆满带来的快感，给绝望的生命以安慰。中国古代是一个以“三纲五常”、“男尊女卑”、“婚姻包办”来压制人性的社会。于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就孕育出了民族的心理缺失，对生活的厌恶与对现实的不满，使人们追求一个祥和安宁的社会，希望自己的生命价值得以充分肯定，爱情得到一个圆满的结局。于是“大团圆”的文学现象在这里也找到了依托。 “大团圆”文学作品的创作，同时满足了人们的期待视野。它符合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佛家因缘轮回，好人就一定会有好报，恶人就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这是“大团圆”模式最浅表的现象。例如：《精忠旗》中写了民族英雄岳飞最后变成了神，将秦桧这个奸臣置于阎罗地网中。这一传说虽将历史进行了改编，进行了臆想，但它却为广大人们所肯定，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它迎合了人们的期待视野，好人有好报。《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为什么中国人不喜欢呢？是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的这种需要，我们不能以正常的心态来审视它。结局的不圆满会带给我们心里的痛苦，于是在这里我们也能找到“大团圆”现象的发生之因。 产生“大团圆”文学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市民文化与市场的需求。中国悲剧的大团圆结局与作者迎合市民文化的需要密切相关，中国戏剧在元明时期达到了成熟，是为了适应市民生活娱乐需求而产生的市民文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大批量的大团圆之作被创作出来。如：《赵氏孤儿》、《窦娥冤》、《汉宫秋》、《雷峰塔》，最具代表性的是《五湖游》。这些作品都是应时应景应需而作的，它满足了广大民众的心里愿望。元明时期封建社会步入了它的衰弱期，社会矛盾丛生、战乱不断、人们长期生活在战争缤纷、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赤贫中，冷酷的现实带给他们的更多是紧张、恐惧、不安、他们最盼望的就是团圆美满与轻松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