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思想品德加分现代版的“举孝廉”？.docxVIP

高考思想品德加分： 现代版的“举孝廉”？陈飞/漫画他们提供观点杨克祺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熊贤君 深圳大学教育系主任高天明 教育学博士后杨茂明 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马恩来 深圳梅林中学老师、深圳市语文学科带头人晶报评论记者 魏鼎/文随着一年一度的夏季高考即将来临，高考改革领域不断传出新动向，有关高考改革的话题也在持续发酵升温，提醒人们：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高考季”。近日，全国31个省份陆续出台高考改革新政，高考加分项目调整尤其引人关注。盘点各省高考加分政策可以发现，本轮调整主要集中于奥赛、体育等加分项的削减以及分值降低，在13个省份的加分项目中，“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赫然在列。在传统的教育评价体系饱受诟病、人们普遍呼唤改革的语境下，政策制定者通过引入新的评价指标改变过去的纯学业评价模式，也算“审时度势之举”。然而，坊间观察家却大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们质疑政策的操作性，认为道德这种“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品质，很难用分数去量化和把握；他们警惕政策背后的道德风险：一旦设立新的加分项而又在标准上语焉不详，势必在高考领域掀起一股徇私舞弊、弄虚作假之风——“改”倒比“不改”的危害大。现代版的“举孝廉”？人之有别于动物，即在于做好事，做好事是天经地义的，毋须大书特书更不用犒劳。无论是“思想品德加分”还是“见义勇为加分”，都是要在教育评价领域引入其它标准，以改变过去那种“唯分数是举”的人才选拔模式。从这个角度而言，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搞偏了——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杨克祺如此揣测政策制定者的意图。“为做好事的学生加分，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好像对于一个未来社会的公民来说，做好事是不正常的。人之有别于动物，即在于做好事，做好事是天经地义的，毋须大书特书更不用犒劳。”杨克祺说。深圳大学教育系主任熊贤君以历史眼光审视“思想道德加分”，认为该政策与汉代的“举孝廉”堪可比拟，“汉代以‘孝’、‘廉’为选拔人才的道德标准，很多显宦名臣通过‘举孝廉’脱颖而出，这套机制发展到后来渐渐形成士族传袭的局面，所谓‘贵戚书命，不宜相违’。东汉灵帝时，乐安人赵宣为父亲守孝20年，被举为孝廉，后来有人举报他在守孝期间不仅行房事，还连生了5个孩子。‘举孝廉’到了这个份上，你说荒唐不荒唐？”熊贤君联系几年前各地实行的三好学生加分政策，竟与历史神肖酷似。“有一年，山西全省享受加分的三好学生只有20多个，江西却有200多个，江西学生的道德水平就比山西学生高出这么多吗？政策在实行中渐渐走样，那些来自于权贵之家的孩子，想获得市县三好学生称号，只要官员的一个条子就能搞定。”表里不一的道德是道德的赝品对道德动机的把握是一个长期过程，为学生的思想品德打分却是一种片面、静止的评价。在现行高考体制下，一分之差往往就是“天壤之别”，更何况一些地方规定思想品德可以加20分。在政策诱导之下，会不会出现大量的寻租与舞弊行为？在教育学博士后、英国兰开夏大学教育与社会科学学院访问学者高天明看来，答案是肯定的。“人有趋利避害的天性，如果看到思想品德可以加分，哪怕在情感上并不情愿，也会违心去做。毕竟，评价者只能看到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却无法测定背后的道德动机，表里不一的道德是道德的赝品。”而这种“表里如一”，正对应于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杨茂明所说的道德神圣性与纯洁性。在他看来，诚实乃是道德神圣性与纯洁性得以维系的前提，该政策将诱导人们去作秀、撒谎和弄虚作假。杨茂明分析一个人如果是道德的，起码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外在行为合乎道德，一是内在动机合乎道德。《礼记·中庸》里讲，“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一个人做了好事，哪怕全天下的人都不知道而只有天知道，在精神上也是圆满自足的。然而，“思想品德和见义勇为加分”只是着眼于道德的外在方面，实际上道德的外在表现和道德本身是不一样的。“对道德动机的把握是一个长期过程，为学生的思想品德打分却是一种片面、静止的评价。推行这项政策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即道德沦为升学的工具，在这种意图支配下的‘道德行为’是反道德的。”杨茂明说。道德的圆满：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我们既不需要“假英雄”，也不需要“不会思考的英雄”，因为任何一种圆满的道德行为都是借助思考得以实现的。有人说，实行“思想道德加分”是对学生潜移默化的一种“教育”，高天明显然无法认同这一观点。“西方教育哲学里有一个命题，即‘道德可教吗？’这也是关系德教合法性的前提命题，亚里士多德、杜威都认为道德不可教，我认为道德可影响，但不可教。既然不可教，又如何去测评呢？我们不能只关注偶然的道德行为，而忽略背后的道德情感、道德动机。”在杨茂明看来，道德的圆满体现为“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即外在的行为合乎道德，内在的情感、动机合乎道德——如果再加上“思考的能力”，也许更为圆满。杨茂明解释说，一个人做好事，他的脑子不应当是糊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