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文学”的宏观价值与基本功能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docVIP

“ 北方文学”的宏观价值与基本功能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 北方文学”的宏观价值与基本功能 　　区域民族的不同，宗教信仰的差异，并没有降低各民族作家对中华文明的景仰和认同，而中华文明的博大的内涵和胸襟，又能够广泛包容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的诗人所带来的异质文化成分，从而出现了中国文明史上多元文化融合为一体的最有声势和色彩的景观。 　　尤其是元代蒙古色目诗人群体的出现如马祖常、贯云石、萨都剌，以边塞人写边塞诗，没有苦涩相，而多有奔放、从容的风度；以西域人写江南景物，另有一番新鲜之感。他们给诗坛带来了新的文化心态和审美感觉。也许有的诗较质朴，但不拘谨，不迂腐，呈现疆域异常博大的元人诗的特异气派。出身西域基督教世家的马祖常写有汉语诗文集《石田集》，他为文“专以先秦两汉为法”，为诗则推崇李商隐，追求一种“金盘承露最多情”的诗风。《河湟书事》诗二首写道：“阴山铁骑角弓长，闲日原头射白狼。青海无波春雁下，草生碛里见牛羊。”元边塞诗不同于唐边塞诗的地方，在于它的抒情者以主人的身份代替了唐边塞诗的客人身份，从而使全诗的气质、情调尽变。“波斯老贾度流沙，夜听驼铃识路赊。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这里写边塞的军旅和商贾生活，在旷远奇异中已露出几份田园四季诗的情调，其内在特质与盛唐王维“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咏叹，以及岑参东望故园、泪湿双袖的无奈，是迥异其趣的。 　　　　三、北方文学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运行轨迹 　　北方的少数民族作家一旦采用汉语写作，在学习汉语文学的智慧和经验的同时，总是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特有的气质、文化经验和走南闯北的生活阅历。表现这种特异的气质、体验和阅历的作家假如占有相对的政治地位的优势，或者声气相投而成为群体，便不可避免地给汉语文学染上特殊的色彩，不同程度超出原有轨道运行。 　　11世纪，回鹘喀拉罕王朝的诗人，以《福乐智慧》的作者尤素甫#8226;哈斯#8226;哈吉甫为最。13世纪的蒙元时代，高昌回鹘的诗人，以散曲家贯云石为最。他也就是《酸甜乐府》中那位别号“酸斋”的散曲作家（甜斋为徐再思）。他卸去永州的武职之后，回到京城的外祖父廉希闵的万柳堂，交游大都文坛名流，成为最年轻（29岁）的翰林侍读学士。如果说尤素甫用回鹘文写作，对中国文学影响有限，那么这位身历翰苑的酸斋先生就对汉语文坛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他作《芦花被》诗，交换水浒英雄聚义地的梁山泊渔翁的芦花被，体现了色目诗人豪爽精神和追求新奇的作风，成为文坛上可以同王羲之写黄庭经换鹅相媲美的千古佳话。他因此得了芦花道人的别号。在他生前身后，和《芦花被》以及追和的诗篇，竟达到几十篇之多，所谓“清风荷叶杯，明月芦花被”成了诗人回归自然和清逸襟怀的象征。他的散曲被《太和正音谱》称为“天马脱羁”，用西域异地的特产“天马”来形容他的艺术风格，显示了西域将门之子特有的豪宕疏放。他的诗也不乏英豪奇纵之气，比如《神州寄友》诗有句：“十年故旧三生梦，万里乾坤一寸心。秋水夜看灯下剑，春风时鼓壁间琴。”其雄伟壮阔的想象空间，颇有一点盛唐人的气象。他游东海普陀山时的《观日行》，想象奇丽险怪，有所谓“六龙受鞭海水热，夜半金乌变颜色”，有所谓“惊看月下墨花鲜，欲作新诗授龙女”，都甚得李长吉之风，在怪异中显示了边塞民族的审美想象的力度。 　　边塞民族诗人由于缺乏家学渊源，未能自小沉潜在繁密的汉语诗词格律之中，但这反而使他们不致斫伤天性，保持浑厚的本色，在中原诗家的熟套之外另辟诗的生命之路。出生在西域，自称“陇西布衣”的李白，就是靠他未曾斫伤的天性、天才，改写了盛唐诗的轨迹。对于元代最杰出的诗人萨都剌，也应作如是观。萨都剌是将门之后，世居雁门，信奉西域伊斯兰教，泰定四年（1327年），与诸暨铁崖山的杨维桢为同年进士。他的诗风雄厚、沉郁、清丽兼备，《宫词》敢于干涉宫廷政变一类禁区，指斥“周氏君臣空守信，汉家兄弟不相容”，直言当时元文宗弑兄的宫廷阴谋，显示游牧民族诗人的真率梗直。他的怀古之词，如《满江红#8226;金陵怀古》、《百字令#8226;登石头城》，俯视古今兴亡，气势苍莽，在在体验着那种“一时人物风尘外，千古英雄草莽间”（《台山怀古》）的历史苍凉。词自两宋以后有衰落趋势，振作其后劲的反而是一些边疆民族的诗人。如果说李后主的清俊婉丽，赖满州才子纳兰性德以传，那么苏东坡、辛弃疾的豪壮清逸，则赖色目诗人萨都剌继其遗响。这就说明了中原或江南的某种文体显得衰老柔靡的时候，却可以在少数民族诗人的新鲜别致的文化感觉中重新获得生命。首页12345尾页 面向高新科技时代 促进文学艺术发展－－信息革命对经典艺术的召唤 【编者按】由本刊编辑部与文艺报社、武汉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11月1日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针对高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