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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几点认识与思考农林牧渔范文大全 关于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几点认识与思考 　　一、关于三农问题的本质 　　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合称三农问题，有人把三农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其实，三农问题不是三个问题，三农问题归结起来是一个问题，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穷”。这不是本人的新发现，小平同志早在1985年就一语道破天机。邓小平同志于1988年5月25日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一文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 　　邓小平于1992年初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大家想一想，如果农民都富裕了，过上了小康生活，还有三农问题吗？ 　　穷不是三农问题的本质，而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农村中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是三农问题在农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集中反映。穷有穷的原因，穷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呢？理论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要找到三农问题的“穷根”。这样，才好问病开方，对症下药。不然，不但治不了病，还会加重病情，既是不加重病情，也会延误治疗的时机。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深奥。问题的关键和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敢不敢于承认关于这个问题的事实和正视其中的科学道理。以愚人之见，中国农民之所以穷，不是干部队伍的政治觉悟不高，也不是区位和资源条件不好，更不是农民兄弟不够勤劳，穷的根本原因抑或本质是干部队伍中的知识贫困。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合理的制度结构和相应的激励机制。当社会的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有助于鼓励生产性努力时，社会的发展就会加快；相反，当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给个体和组织留下太多非生产性努力的空间时，社会的发展就会变得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抑或倒退；当个人的生产性努力和具有社会劳动属性的个别劳动及相应的预期得不到社会和组织的实质性认可时，人们就会降低甚至停止这种劳动努力；当社会的激励机制弱化到个体无法容忍的地步时，人们要么是无所事事，要么离职另就或者远走他乡。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当个人的正当努力得不到相应的合理回报、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时，人们为什么要为之而奋斗、不辞辛劳呢？ 　　从历史和形成机制上看，制度和激励机制的人们长期博弈的结果。政府作为公民契约的结果及意志代理人，培育和建立合理的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是政府不可推卸责任的责任。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传统社会，离开了政府推动、政策和制度引导，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将只能是步履蹒跚甚至寸步难行。 　　政府是权力的象征，但政府不是抽象的，政府的权力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和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手中，政府的理性和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取决于干部队伍的知识化程度和理性水平。革命导师列宁指出：“要管理就要内行。”政府管理社会政治经济事务，不能依靠外行领导内行，而要成为内行，必须使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真正成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知识个体，真正成为知识渊博、事业心责任心强的领导人才和管理专家。 　　“知识和技术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历史上“知识存量的累计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长期变迁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计划经济年代没能解决中国治穷的问题，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普遍缺乏制度知识和科学的经济理性，甚至一度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知识分子成了人人喊打的“臭老九”，尤其是决策层在经济体制的认识上存在着当时无法克服的意识形态刚性，延缓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回顾80年代中期，当“民工潮”刚刚启动时，我们的城乡干部带头围追堵截，甚至把“民工潮”定性为“盲流”。事实上，“民工潮”是贫困中的农民对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城市收入流和对劳动力的增量需求的理性回应，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最后，还是事实教育了我们的干部，唤醒了我们干部的科学理性。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政策和路线，是党的生命；政治路线确定之后，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干部。干部的知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和领导水平，进而决定社会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的科学化程度。如果不是这样，国家又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发展包括硕士、博士层次在内的高等教育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全党要“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