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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3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自由主义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 　　三 对自由主义的挑战 　　在十九世纪，政治上的人权、法治、自由诉求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并行发展，两者虽然被认为相关，但只不过是相互促进，而且主要还是政治自由促进经济自由与成长，远远未曾达到密不可分，结为一体的地步。但到了二十世纪，由于始而对法西斯主义，继而对共产主义抗争的需要这一动力所驱使，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结合却越来越紧密，甚至寖寖然有融成一体之势。弗里德曼在其宣言式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断言：它（意指本书--笔者按）的主旨在于：竞争性资本主义（即大部分经济活动是通过在自由市场运作的企业组织起来）是个自由经济体系，亦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重点为笔者所加），又说：就其作为达到政治自由这一目标的手段而言，经济体制的重要性在于它之影响权力之集中或分散16，这可以作为自由主义在政治与经济理念上结合的最清楚表述。但证诸资本主义在过去二十年的实际发展，他这一说法就引出两个基本疑问来了。首先，倘若竞争性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运作受到国家强力干预，例如通过税收改变收入分配，推行大量社会福利等等，那么政治自由是否一定受影响？其次，在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制下，权力是否必然分散？政治自由是否必然有更大空间？换而言之，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是否与资本主义有必然关系？ 　　这两个问题在表面上似属理论性质，但实际上都可以通过对政治现况的考察而得到清楚答案。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我们只要看英国及北欧，特别是瑞典，在60至80年代间所推行的大量工业国有化以及高税、高社会福利政策，而同时维持高度法治以及议会民主，便可以知道虽然在历史上资本主义（最少是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与议会政治的确同时出现，而且密切相关，但在当代世界则很难说不受任何干预的自由经济体系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最少，公共经济领域的扩大，并不一定影响人权、法治、代议政制。换而言之，在现实中自由主义的政治部分（那也是它对一般知识份子最具有吸引力的光环）和它的经济部分并没有必然关系。当然，过份受干预的市场经济效率的确可能显着下降，但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与政治自由并不相干，这是必须辨明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则答案也很清楚。由于过去40年间跨国公司的飞跃发展，其操纵性力量之变质，以及少数实力与国家相埒的巨无霸帝国型财团之出现，显然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权力并不一定分散，所谓政治自由亦不一定有更大空间。诚然，由是而导致的权力之高度集中，以及相应的政治空间之实质压缩，并不意味议会政治以及法治受到打击或被取消：恰恰相反，帝国型财团是绕过了这两种机制，甚至进一步反过来包围、控制和直接利用这些机制而实现其政治宰制的：孙子兵法中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在此得到了全面和深刻体现。从这个角度看来，自由主义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来自它本身：它所孕育的资本主义成长与壮大之后，就有反过来颠覆其原有理念的可能。 　　说得更具体一点，在十九世纪，市场经济活动大致以个人以及力量彼此大致相当的商业组合为主导。然而，自20年代以来，这一状况即已不断改变：时至今日，真正重要的经济活动单位已经是公司，特别是具有法团地位的巨无霸上市股份公司（imperial public corporations），而非复个人，甚至也并非一般的商贸公司。具有法人地位的财团是当代经济制度的产物，然而却有极久远和强固的法制观念作为基础17。它之可畏，之所以具有颠覆自由市场机制的潜能与倾向，是在于它一方面具有自然人的绝大部分功能与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却又远远超越自然人的限制。例如，就经济活动而言，它和个人完全一样：公司法团可以进行市场交易，订定契约，拥有或处理物业、财产，提出诉讼或被诉，成为协会、联盟或其它组织的成员，发表言论，游说国会等等。与自然人相比，它唯一缺乏的，只是个人政治权利，即不能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不能投票、参选、从政。但这方面的限制，它却可以通过发挥政治影响力而补足18。另一方面，公司法团有好几方面是远远为自然人所不及的：首先，它的生命没有自然限制：除非自动清盘或者由法庭或议会颁布命令，它永不会消失--也就是说，它虽然可能因疾病或意外而死亡，或被判死刑（我们都知道那是多么困难和罕有的事），但在正常状况下却永远不会因为衰老而死亡，原则上可以长生不老；其次，通过市场集资、相互合并、分设子公司等方式，它可以无限扩张、变化、生长、繁衍，而不必如自然人之必须忍受躯体上的先天局限。很明显，个人甚至家族或者小本经营的私有企业与这样的长生巨无霸在能力上属于全然不同的数量级，二者绝对无法相比。前者要与后者竞争，等于凡人挑战奥林匹斯诸神，是注定失败的。 　　然而，法人公司制度之存在，其实已经有数百年历史，为甚么它的宰制性，要到二十世纪的80、90年代才显现出来呢？这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