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的州县吏治.docxVIP

试论明代的州县吏治摘要:明代州县处于官僚和社会矛盾夹击的两难境地,是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国家政策的逼迫和自身利益的诱导,使催科赋税虐民过甚；馈送贿赂和过客索要,成为填不满的黑洞；进士举监分途,对州县吏治消极影响极大；狱讼的黑暗和吏胥乡官生员对政务的干涉,形成地方政治的严重弊害。明朝之亡根源在于州县的残暴和贪贿。关键词:明代州县吏治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以州县为界，上下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州县以上，其政治形态为官僚政治，有着一套以典章制度为规范的行为准则，而在州县以下，其政治形态为乡绅政治，有着一套以人情关系为规范的行为准则。州县为这两种规范的结合点，其矛盾尤为突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州县的吏治产生了极大问题。明代的腐败，首先是州县以下直至乡里的官吏腐败，直接危害社会，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导致了明朝的败亡。而州县腐败的症结，就在官僚政治和乡绅政治的衔接上。州县实为国家的政治基石，明代的州县地方制度和地方官员问题，是明代政治的重大问题，而史学界以往多有忽视。论及明朝的政治问题，多着眼于中央而忽略地方。实际上，皇帝专权，取消丞相而由皇帝直辖六部，以及宦官专政等，固然有其弊端，但却不可能立即引起民变。而州县吏治却与老百姓息息相关，值得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一、州县守令的两难处境明代的州县长官在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中十分特殊，他们处于官僚体制和基层社会接壤的边缘，在整个官吏队伍中属于外围，离决策中枢较远，因而除了个别时期外，通常得不到权力中心的重视。但他们所在的基层政府，又是整个王朝大厦的支撑者，承担着负载上层建筑的重任，因而皇帝和中央政府又不得不重视州县建制的职能E对州县守令的轻视和对州县建制的重视，使守令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冷落，另一方面是职责的繁重和压力。在明初，朱元璋由于出身下层社会，深知州县的难处及其对稳定政治统治的重要，极重守令之选，但好景不长。从立国到仁宣之时，制度初立，已有内重外轻的迹象，当官者视州县为畏途，为宦者视京师为要津。由于明初以严刑治官，使内重外轻的弊端不过于显著，吏治尚称循良，不过，皇帝把注意力集中在京师和中央，已经留下了产生问题的空隙。正统至弘治，尽管朝廷越来越重视地方亲民官的职司,但主要考虑其对国家财政的供应能力，州县官员的职责转向催科为主，且受多方牵制，为政不易，吏俗渐猾。正德以后，嘉靖、万历时期，州县不仅不复抚恤乡里，反而变本加厉，盘剥地方。州县守令上有督抚巡按藩臬催逼索要,下有乡宦胥吏把持地方动辄罹罪，清廉者不容于方面上下，终于激起民变。明末农民大起义，小半出自天灾，大半出自人祸。以往史学界所重视的宦官专政问题，党争问题，主要影响上层，进而波及吏治，与社会底层并无直接联系，而州县吏治败坏，则是酿成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天启年间的吏部尚书赵南星，列举了当时政治“四害”，其中两害就在州县，其余两害也与州县间接相关。“救时要务事，除四害为急”何谓四害?一曰干进之害,二曰倾危之害,三曰守令之害,四曰乡官之害。”“除此四害，仕路庶几可清，民生庶几可疗矣”。“臣处闾阎三十年，习见有司贪酷者甚多”，“以致豺狼满地，小民愁苦无聊，起而为盗”，“故今日之忧不在建夷，不在安奢，而在郡县之内”。本来，从宋以后到明代，州县衙门都立有戒石，铭文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但百姓却将其改为：“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李自成一句“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迎闯王，不纳粮”，立即从基层动摇了明王朝的根基。故研究明朝政治得失，制度优劣，必须重视其州县问题。由于身处两难之地，明代的守令难当。其繁难程度，可从袁宏道的信函中见到一斑。万历二十三年，二十七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知县。作为著名文士，袁宏道深深体会到了知县的苦辛。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说：“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在给好友沈凤翔的信中写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如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也，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显然，年轻气盛的袁中郎，书生气十足，在上任之前未免把复杂的县政看得太简单了。在躬身实践中，才识得个中愁滋味。在上下夹击之中，州县只得上结长官，下虐小民，成为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到明代中叶以后，州县的腐败已经达到“普及”程度，从守令到小吏胥役，清廉者寥若晨星，贪贿者蚁聚蜂集，成为政治痼疾，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