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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刑法 同罪异刑的历史根源 中国古代刑法 同罪异刑的历史根源 中国古代刑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贵贱有等、尊卑有差、良贱有别，例如“十恶”为中心的重刑原则与以“八议”为主的轻刑原则形成鲜明对比，在法律上表现为贵贱、尊卑、良贱同罪异罚原则。中国古代刑法之刑有等差源于等级制度和宗法原则。 　　1 等级制度 　　自从有了国家以后，中国古代社会始终贯穿着等级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更是依身份不同导致刑有等差，只要等级社会存在，法律的等级颜色就不会消失。等级制度的根本在于土地所有权制度，因为经济上的等级差别必然反映在政治上的区别对待。正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1]63，《小雅·北山》。西周时期，土地制就实行周王所有制，“封畧之内，何非君土”[1]047，《昭公七年》。在土地国王所制下，层层分封的土地确立了政治上的等级地位。正如“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3] 1418，《礼运》在秦朝，等级制度出现了变化，逐渐由奴隶主贵族的宗法等级制转向官僚、大地主等级制。虽然特权阶层发生了转变，但上下有序、上下有差的本质没有变化。 　　杨鸿烈先生就谈到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基础，同时并阐明了法律制度在时间上的变迁与发达[4] 。谈到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影响，就不能绕开对“礼”的推崇，礼强调等级名分。“礼”原指仪式活动。礼最突出的三种本原：一是敬天，二是“尊先祖”，三是“隆君师” [5]1167《礼书》。夏商时期，礼制发生了蜕变，从原始氏族之礼向等级之礼转化。西周时期，礼制已经成为维护宗法等级社会的核心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更是强调贵贱有序方可为国[2]124-2125，《昭公二十九年》荀子也强调：礼是法制的前提、各种条例的总纲[6]12，《劝学》。荀子强调礼治的原因是礼强调等级和差别，礼的差别就表现在贵贱之人有等级的区分，老幼有礼数的区别，贫贵之人和地位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高低之人也都有他相应的社会等级地位[6] 178，《富国》。所以，控制社会的手段“莫急于礼”[3]1602，《祭统》。当“礼”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时，就需要“刑”提供保障。正如在西汉，礼法结合、引经决狱。西汉贾谊曾说：礼可以“固国家，定社稷”[7]214，《礼》董仲舒亦强调礼就是“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8]75-276，《奉本》。东汉王充直接指出：“出于礼，入于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9]66，《谢短》陈宠主张：礼与刑是互为表里的关系[10]1554，《陈宠传》。到西晋，引礼入律。隋朝时，礼为纲纪，刑为助[11]695，《刑法志》。在唐代时，“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12]，《名例律》。 　　可见，由于礼强调等级和差别，导致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刑罚。因此，在礼与刑结合的过程中，刑的等级色彩不断加深。例如，在中国古代法中，同样的犯罪行为由于亲等不同处刑不同。亲等越近，尊犯卑处罚越轻，但卑犯尊处罚越重；亲等越远，尊犯卑处罚处罚越重，但卑犯尊处罚越轻。同样的犯罪由于不同的官职和社会身份处刑也不同。例如，“八议”制对是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八种人实施法外特权。他们犯罪应上交朝廷大臣集议后，由皇帝做出最终裁决，一般情况下减轻处罚，犯死罪者得免死刑、犯流刑者减一等处罚。还有上请制度，就是对于宗室贵族和六百石以上高官犯罪，不得适用一般司法程序审理，须上报皇帝，由皇帝裁决的特别审判程序。对于可适用上请制度的特权者的特定亲属和七品以上官，犯有死罪者虽然不减刑，但如果犯流罪以下，可以减刑一等处罚。对于入八议，或者上请、减刑者，减刑之后，还有余下的刑罚或者八议、上请、减刑之外的官员及亲属犯流罪以下则都可以用铜赎罪，代替实刑而不服实刑。另一制度就是官当，就是不同官品的官员可以根据自身或者历任官品以官职折抵刑罚数。总之，刑法的等级色彩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权制的体现和保障。法律根植于社会，在一元式的、金字塔式的中国古代法制社会中，社会阶层的层层分化的存在和发展是法制的基础。 　　宗法原则 　　宗法原则是调整家族关系的原则，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她按血缘关系分配权力，依血缘关系分大宗和小宗，强调前者对后者的支配、后者对前者的服从。中国古代社会又可称为“家天下”，是一种家与国共构的政治模式，宗法制与君主制、官僚制相结合，家庭制度政治化。这种政治制度模式早在夏朝就确立起来，在商朝得到了发展，到周朝时趋于完备，自此影响后来的各封建王朝。家庭制度被政治化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宗法原则被法定化，这其中有深刻的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原因。中国地处东亚大陆，农业文明发育较早，与游牧、航海牧民和商人的迁徙不定相反，农业文明下的农民常常固土重迁。什么东西能把人们联结起来，形成一种自治体呢？血缘关系成为当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