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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培养与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改革 智慧培养与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改革 一 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专业十四门核心课程之一，“全国所有的法律专业，如果没有或不能开设中国法制史课程，就要取消其办学资格”①。从教育学的角度讲，中国法制史的教材及其课程内容，奠定了大部分中国法律人才的法律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史常识的储备。 　　但就目前市面上的教材情况来看，中国法制史的教材编撰体例不容乐观。第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学本科中国法制史的教材体例与内容都趋于定型，至今都没有太大变化。在教材体例方面是“断代体”，即以历史学上的朝代为线索编排；在内容方面有单一性，即限于历史上各朝代法律制度的“静态”简介。第二，现有教材体例与内容的定型化，使得整个课程在教材选择上没有太大余地。第三，贪大求全的编撰体例无法适应法学本科的教学实际。第四，将中国法制史与中国法律思想史分科教学的课程设计，使学生无法从整体上理解这些法律制度，也就无法真正掌握传统法律制度的实质特征。第五，现有教材刻意带着西方的有色眼镜在中国历史的素材中寻找相当于西方民法、刑法、商法、经济法、诉讼法的东西，牵强附会地在中西法制间建立对应关系，或用西方类似制度的眼光来评价中国的法律制度，而对中国的特色法律制度，如皇权制度、宗法制度、后宫制度、丧服制度、均田制度、士绅制度、乡治制度等不谈或寥寥数语概括。② 　　再就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情况来看，情况也不太乐观。第一，就课程本身难度来看，中国法制史上溯三皇五帝，下及当代法制历史，时间跨度长，且内容又博大精深，牵涉到众多古代文献，对非历史学的法科学生以及法学课堂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第二，中国法制史不像别的学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学科框架和学科体系，规律性的东西相对较少，对老师教学与学生学习都是一个难题。第三，在教学价值方面，因现代中国法制大多移植于西方，造成了中国传统法制与现有法制之间的断裂，学生从功利的角度认为这门课程不具有实用性，因而学习的兴趣不太大。第四，在教学方法方面，目前多数高校在中国法制史课程上仍采用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方式。第五，现有课堂教学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中国法制史上的“静态”制度展开，即讲授所谓的“死法”。 　　二 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反思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学问题的新视角 　　从知识与智慧的区分角度看，《中国法制史》教材编撰及其课程教学所面临的问题，根源在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忽略了智慧的培养。 　　首先，何为“知识”？从文字学的角度看，“知”左边为“矢”字，古代指箭；右边为“口”字，象征射箭用的靶子；“知”的意思即是用箭去射靶心，射准了就能获得“知”。从知识的发生、演变看，它是动态的，总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是一定历史阶段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现实客观性相互作用的成果；从知识的产生过程看，它是人的思想活动与实践过程的统一，是实践过程在思想活动支配下的成果；从知识生产的结果看，它是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综合的成果，物质产品是精神产品的物化形态；从知识的存在方式看，它主要是一种独立于个人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外部存在，是第三世界的表现。 　　其次，何为智慧？智慧是人的辨析判断能力，是人对世界与人生的博大圆融理解，是关乎人的生活整体的高度综合的能力，不是对具体事物及其演变过程的精确说明，而是体现为思想与实践的统一，理性、情感与意志的统一，既是一种行为选择和处事态度，又是一种文化素养和挑战、批判、反思现存世界的思维能力，更能指导人的价值取舍，由哲学思考提供，注重体验和悟性，不是金钱能够买到的特殊能力。③ 因此，智慧有以下两个特征：它是一种获得知识的普遍方法，即如辩证法、系统论等。它是一种获得知识的能力，包括了遗传、生理、心理等各方面的综合；是一种寻根究底的、能认识事物最深层本质的能力；是一种求异性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即一种全面的能力，不仅指认知方面，还指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生意义的理解方面。 　　最后，我们分析知识与智慧的关系。从区别上看，知识与智慧是不同的范畴。知识是人类再创造客观世界的武器，而智慧则是人类创造自我的武器。从来源上看，知识是对可见事物、事实的描述与解释，智慧是对价值与意义的洞见与直观；知识是客观的，智慧是主观的；知识是外在的，智慧是内在的；知识总是向外谋权，智慧则是向内求全。从本体论上看，智慧是本，而知识是末；智慧是体，而知识是用。从联系上看，知识是智慧的基础，智慧是知识转化的结果。从必然性上看，知识必须转化成智慧，或者说，光有知识并没有任何意义。一方面是知识作为智慧的素材，是人实践知识的过程中形成了智慧；而另一方面则是智慧反过来指导知识的再学习与再创造，智慧成为知识再生产的核心机制。正是在此意义上，教育应当关注智慧的培养，而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教学目标方面，不应当只是让学生“了解……”“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