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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性障碍分析 [摘要]中国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久推难转，是因为存在制度性障碍。转变发展方式与转换体制机制具有相互决定的关系，由制度结构及其变迁形成的激励约束机制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首先，传统制度性障碍表现为制度目标的设定立足于产出型指标的“赶超”，而忽略了投入型、效益型和结构型指标。其次，从制度体系来看，落后的技术制度纵容了粗放式经济的发展，误导的经济制度固化了经济主体对旧的发展方式的利益眷念，软化的政治法律制度滞抑了向新发展方式的转变。消除转变发展方式的制度性障碍需要执政者狠下决心，强化顶层设计，容许基层和地方大胆制度创新。 [关键词]粗放；制度性障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其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说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许多经济学家就已提出要将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转变为内涵式扩大再生产；1987年，国家提出要将粗放经营逐步转变为集约经营；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在于时至今日，为何还要再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且要“加快”并作为“主线”? 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存在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和物质基础。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起点低，资金缺，地区间经济水平差异大。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长期囿于国际封锁，不得不自成体系发展；改革开放之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又陷于低端层次发展。这一切，使得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有其存在的必要和生存的空间。然而，这种以政府为主导，以gdp和财税收入高速增长为目标，以投资和出口为主驱动力，以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红利为比较优势，以重化工业和房地产业为支柱，以高物质消耗、高环境污染为代价，以沿海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发展方式，尽管众人皆知不可持续，但却久推难转，那么，问题的症结究竟何在? 李瑞环同志曾精辟地指出：“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中找原因。”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全国“两会”后答记者问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体制机制上的障碍”。但据笔者对“中国知网”的检索，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题的文献共有1628篇(截至2011年12月23日)，但同时冠以“制度(体制、机制)障碍”的不超过10篇，反映出对该问题探讨严重欠缺。在有限的研究成果中，有的将转变发展方式的障碍归咎于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有的归因于某些单项性制度，如现行资源价格制度、财税制度、出口退税制度、城镇化制度、政绩考评机制、行政体制机制、行政性垄断等；有的则从制度的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及实施机制几个方面阐述了制度性障碍问题。上述成果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存在的制度性障碍，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某些局限。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看似扭曲的行为实际上是其理性的选择，所以它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制度是一个体系，所以须从系统的而不是孤立零散的角度来剖析制度性障碍；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构造的解说可以为我们提供分析的工具，但它无法解释为何长达数十年“久推难转”的真实动因。体制机制转换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究竟是何关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究竟存在哪些制度性障碍?本文拟对之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求教于同仁。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转换体制机制的关系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 所谓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着“什么是发展、发展为了谁、如何发展”等丰富的内容，实际上谈的是投入产出的问题，即以什么样的投入，通过什么样的配置，取得什么样的产出，进行什么样的分配。中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落后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克鲁格曼等人通过对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经济的研究发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要素投入量的不断扩大，而不是要素和全要素效率的提高；二是要素成本低带来的竞争优势，而不是竞争性收益率提高促成的优势。辜胜阻、王敏进而将之归纳为“六个过度依赖”，即过度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两头在外”的外需拉动，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和人口红利所形成的市场比较优势，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强力支撑，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的牺牲，过度依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共享的发展模式。所谓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质就是从落后的粗放方式转变为先进的集约式方式。这种转变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具体地阐述为“三个转变”，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