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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传媒道德问题的跨文化思考 [摘要] 在我国已有的关于媒介伦理道德的研究成果中，多半是把中西媒介伦理道德问题分开研究，其实，中国媒介管理体制转型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在中西媒介的比较研究中会更加清晰，也更有利于解决。因此，本文就媒介伦理道德经常遇到的有偿新闻、媒介歧视、媒介产品的煽情化倾向等问题进行了跨文化的思考。 [关键词] 有偿新闻；媒介歧视；媒介产品 我国媒介伦理道德的系统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继出版了一些著作和译著，发表了数百篇相关论文，对推动我国的传媒伦理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往往把中西媒介伦理问题分开研究，个别涉及到中西媒介伦理比较研究的篇什，也多半浅尝辄止。这倒不是因为两者之间不具有可比性，而是因为比较中的一些理论问题难以厘清。中国媒介管理体制在转型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理论难题，但回避并非解决之道。在中西媒介管理的比较研究中，这些问题会更加清晰，也更有利于解决。 一、有偿新闻 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原则要求媒介从业人员在采访、写作、编辑、刊播过程中保持独立性，不受外力(主要指权力和金钱)左右，而有偿新闻则是在新闻出台的过程中，媒介或媒介从业人员利用自己职业便利与某些个人或集团做交易，摒弃了新闻的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成了金钱的役使者。有偿新闻的出现，有其时代背景，从社会发展和媒介发展的分期来看，在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繁荣时期，即媒介的商品化时期是有偿新闻的活跃期。我国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说，既然出现了商品经济，就具备了新闻商品化的历史条件。世界新闻史经过了这个阶段，中国新闻界正处在这个阶段。① 有偿新闻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而出现，垄断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所以西方国家至今仍然存在着有偿新闻现象，如迪斯尼世界15岁生日之际，它邀请了九干名媒介的代表参加，而其中部分代表的费用是公司提供的，而有关媒介至少向美国的各个角落播出1000　多小时的新闻报道。②但由于行业本身的严格自律，这种有偿新闻已不多见，更多时候，有偿新闻的表现形式与中国有所不同。在西方，由于不同媒介之间竞争已趋白热化，媒介独家新闻意识非常强，在新闻传播中，有偿新闻通常表现为媒介或媒介从业人员从采访对象手中买新闻。英国著名的报业集团汤姆森集团下属的汤姆森基金会编著的《新闻写作基础知识》中涉及“金钱报酬”的新闻报道时认为：“有些重点的揭露性报道是由总编辑付钱给揭发人以了解内情后才公诸于众的，有时要付给很大一笔钱”。这种支票本新闻在英国受到新闻理事会的严厉谴责。③在中国由于媒介运行机制的原因，有偿新闻主要表现为采访对象付给媒介礼金要求报道“新闻”，媒介则拿出版面和时段来行方便。同时，正如我们在上述中西虚假报道中分析的那样，中西有偿新闻表现的另一个区别是，中国传媒的有偿新闻多表现为个人行为(一些小报除外)，而西方国家传媒有偿新闻则多表现为媒介行为。 另外，中西大众传媒有偿新闻不仅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有偿新闻出现的原因也不一样。在西方，和中国对有偿新闻一概否定的做法不同，如果是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媒介又支付不了采访费用时，可以考虑接受采访对象提供的资金，但必须告诉公众，采访费用是由外界组织提供的，同时寻求一种避免与之合作报道的策略。当然，这种做法本身的理想化色彩较浓，事实上难以保证新闻的真实、客观和公正原则。在中国，已有不少文章探讨了有偿新闻出现的原因，但多半把它归于对过去新闻政治化的一种反弹，社会风气的影响和新闻商品化的改革，往往忽略了媒介运作机制建设方面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全国记协国内部于1997年1—6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的大型抽样调查。调查中有56％—78．8％的被访者认为有偿新闻在中国新闻界很普遍，同时又有近8成的被访者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有偿新闻的做法。调查报告对此进行分析时说，这种观念与行为的反悖表明，目前职业道德领域的某种混乱和失衡，并不是人们的道理不明，标准不清，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媒介运作机制建设方面原因，如果这一深层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所有关于职业道德的问题的宣传、管理和教育充其量不过是“治标之术”。④我国目前的媒介运作机制即“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事业单位在中国主要承担文化交流、教育宣传的功能，而企业运营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效益，教育宣传导向和经济利益导向有时很难兼顾。受众一般对带有硬性灌输性质的宣传表示反感，而失去了受众就意味着对现代传媒营利模式的破坏。迎合受众虽然可以为媒介带来经济利益，但往往又与事业单位的教育宣传导向相悖离。为摆脱这种尴尬处境，1984年开始，我们提出“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媒介改革方案，我们的初衷是两者兼顾，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