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助企业走出囚徒困境.docVIP

公益助企业走出囚徒困境 　　格力董事长董明珠女士最近在格力的股东大会上说格力2014年有600多名技术人员被挖走，并怒斥同行挖角说：“国家要求创新不是要你偷人。”她还说：“我们每年投入几十亿培养人才，培养一个人才需要5到10年，我培养的人要挖走可以，你要给我钱。”她建议采取足球协会的模式，挖人要交转会费。 　　董女士快言既出，江湖上又是一番热议。有人认为格力员工被挖是因为其薪资在行业中没有竞争力，董明珠的回应是“高薪并不能拴住人心，拴住人心还是靠企业的文化。你提高薪酬，对方提得更高，这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也有人建议企业与员工事前签订协议，把“跳槽付费”条款写入其中，从而增加跳槽门槛。 　　格力在人才跳槽问题上面临的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董女士和诸多评论者所想到的解决方案都是一些建立行业规则限制和惩罚“叛逃者”的方法。然而，跳槽有正面价值吗？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格力的“囚徒困境”？ 　　硅谷是叛逃者的乐园 　　熟悉美国科技创新重地硅谷发展史的人都知道，半导体三极管发明者之一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威廉?肖克利 （William Shockley）于1956年来到硅谷是一个重要起点。他创立了Shockley 半导体实验室，并以他超强的号召能力，把一批优秀的人才网罗到他的旗下。可是这位科技天才并不擅长管理，其强势的风格和完美主义偏好让一群投奔自由而来的年轻人感到窒息。于是在一番密谋之后，Shockley的8位大将集体叛逃了，他们组成了一家新的半导体公司，命名为仙童 （Fairchild Semiconductor）。从此，如同细胞分裂，一批又一批的员工从母公司出去，或跳槽或创立新公司，成就了硅谷的半导体行业以及后续的计算机行业蓬勃发展。据统计，到1990年为止（没有见到更新的统计），硅谷有约150家公司是与Shockley实验室和仙童有关的徒子徒孙们创办的，其中包括英特尔等世界上最著名的半导体公司。图1是截止到2000年为止的硅谷半导体公司创始人关系图（曾经同事）。纵横交错的关系，显示了一个行业和地区通过分裂和叛逃而成长和繁荣的情景。 　　可以说硅谷是由一批又一批前赴后继的叛逃者形成的区域，于是该地也形成了一种文化：母公司对“叛逃者”的态度是今天祝福、明天竞争、后天合作，没有惩罚。由于员工在公司间的频繁流动，硅谷地区员工的工资的确要比美国其他地区显著要高。但这并不是董明珠女士所说的“恶性循环”，而是良性循环。 　　首先，高工资和丰厚的股权激励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不断来到硅谷，公司付给这些人的高工资确是物有所值的。另外，这些流动的员工是知识的携带者，他们会让竞争公司之间很难保密并形成知识壁垒，各公司在透明状况下进行竞争，最卓越的胜出。虽然有保密协议，但只要不把母公司的知识产权（软件、保密文件等）带走，员工脑子里的知识是可以自由携带的。在美国加州，凡是雇主以保密协议来起诉雇员跳槽行为的官司，几乎没有赢的几率，并且会得到人们一片嘘声，最后公司也就不会为这种事打官司了。在这样一种透明竞争的情况下，硅谷作为一个整体催生了一批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公司。还有，由于各公司员工之间经常有曾经同事的经历，这为公司间的合作共赢带来很多便利。 　　从博弈的角度来说，硅谷公司的做法是采用无限博弈，在动态过程中观察其他公司的行为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使本公司、竞争对手、区域和人才的利益都达到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各公司培养人才逐渐变成了一种区域的公益行为。 　　事实上，硅谷文化中有利于创新创业的公益元素很多，公益网络密布，公益活动频繁。除了数目和种类繁多的公益组织，每一位个人、每一个盈利性公司都可能是公益的提供者，服务的项目包括专业咨询（法律、财务、市场、战略）、讲座、资金、员工、市场、供应商、制造…… 　　如果单纯从创业和企业运作成本来考虑，硅谷人员工资高，用地成本高，美国加州税率也很高。然而正是由于硅谷优越的人力资源、丰富的公益网络和文化，硅谷的创业存活率和成长速度都比其他地区高，因此很多像Facebook这样在其他地方开始的公司很快转移到硅谷进一步成长， 从而使硅谷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创新创业高地。 　　硅谷关系和中国关系 　　鉴于创新创业带来的财富和硅谷成功的示范效应，世界各地复制硅谷的行动此起彼伏，北京“硅谷”，以色列“硅谷”，印度“硅谷”……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也有些优秀的高科技公司在世界其他地方脱颖而出，但真正能和硅谷抗衡的地区并没出现。 　　最近我们对在创新创业方面做得较好的苏州工业园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发现该区域在产业布局、科技服务体系构建、VC等金融机构的布局、吸引高端创业者集聚等方面都卓有成效，形成了一个有几分形似硅谷的物理集聚。然而这个网络上最明显的缺失节点是为创新创业服务的公益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