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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治理应当立足于保障权利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对创新社会治理越来越重视，想了很多办法，投入的人力物力也很多，但好像效果不怎么明显，各地群体性事件还是居高不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还是沿用维稳的思路抓社会治理，碰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加大管控力度，结果发现力度越大问题越多，按下葫芦浮起瓢，十个锅九个盖，管不胜管。其实社会治理并不是管得越多越好，加大管控力度必然要限制公民权利，这就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目的南辕北辙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表现为《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所以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无论是方法选择还是职能定位，都要致力于使《宪法》规定的这些条款得到有效实施。 　　一、基本权利保障是否有力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果 　　我们以《宪法》为例，看看基本权利保障和社会治理效果之间的关系。现行《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集中在第33条至第50条，下面选部分条款叙之。 　　《宪法》第33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根据立法原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指在法律实施上的平等，而不是指立法上的平等。这一观点是基于法律阶级性观点产生的，认为法律只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能体现被统治阶级的意志。但是我们会发现，即便在统治阶级内部，比如作为统治阶级主体的农民和工人，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税收、财产保护等各方面，立法上都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背后的利益差别太大，农民几乎没有什么保障，许多突出问题的主要根源就在于此。 　　《宪法》第34条是对公民平等选举权原则的规定，但在立法时没有得到真正落实。按照1953年第一部选举法的规定，全国人大代表一般是各省每八十万人选代表一人，但中央直辖市和人口在五十万以上的省辖工业市每十万人选代表一人;1979年修改选举法，该比例未做修改，且进一步明确“农村每一个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八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1995年的《选举法》将其改为4：1，直至2010年才改为1：1同票同权。与此相对应的，近年来由于选举问题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和社会矛盾时有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究其原因还是平等选举权没有落实好。 　　《宪法》第35条是对公民表达自由权的规定，具体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从立法现状看，要么没有具体法律予以实施而代之以条例等行政法规，要么虽然有了法律层面的规定，但内容多为限制而非保障。这方面的保障不力造成社会矛盾无法得到及时、公开、有效的表达，减压阀门被关闭了，社会压力无法得到正常释放，小矛盾累积成大问题，个体问题变成群体性事件。一套正常的、健康的、通畅的意见表达机制是社会稳定的保障。但是由于立法以及法律实施中对表达自由的限制，阻塞了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表达意见的正常渠道，使他们不得不采取闹访、越级上访等非理性手段，造成各地信访突出问题此起彼伏。而在维稳思路下对各种形式的信访特别是进京信访的打压，严重影响整个社会面的稳定。 　　《宪法》第42条是对公民劳动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第43条是对劳动者休息权的规定。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休息权体现了对劳动者人权的尊重。现实中对公民劳动权利的保障存在诸多问题，比如黑窑工、童工在一些地方依然存在;某些特殊工种如矿工的工作环境恶劣，生命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同工不同酬问题依然突出;有的企业视工人为机器，采取各种手段逼迫工人加班，唯利是图缺乏人性关怀，导致职工自杀事件时有发生。对公民劳动权利保障不力也是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 　　二、正确看待社会矛盾、创新和加强管理 　　讨论社会治理创新，就必然涉及如何看待社会矛盾，进而如何看待创新和加强管理的问题。这些理念问题解决好了，社会治理才会走上正确轨道。正确看待这些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一）正确看待社会矛盾 　　当前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呈现新的特点，一是群体性增强，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参与其中的社会矛盾已屡见不鲜。二是对抗性增强，由此引发的治安事件、刑事案件越来越多，动用警力平息事件已成为常态。三是突发性增强，很多矛盾纠纷从发生到激化只有短短的时间，一触即发。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良好的社会治理并不是绝无矛盾存在，社会矛盾永远存在，但由于有通畅的、有效的矛盾化解机制，使大部分矛盾能够得到及时化解，社会处于动态平衡、动态和谐中，这种机制就是法治的机制。而如果社会平衡被打破或者迟迟不能建立，矛盾化解机制失灵，社会矛盾就会易发多发、越积越多。这种社会平衡本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导致我国目前社会矛盾多发的原因，主要是权力过于强大，权利保障不力。认识到这点，就为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找到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