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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贵族的都城意识与国家观 　　摘 要： 以迁都平城京为开端，日本正式进入奈良时代。奈良贵族以汉诗为外交手段，通过赞美王都平城京来歌颂天皇权威，继而宣扬日本作为律令制国家的“东夷小帝国”地位。藤原宇合作为奈良朝的高级军官和贵族文人，以拜副遣唐使入唐为契机，开始其官吏生涯及汉诗创作，以《怀风藻》所收藤原宇合汉诗为例，考察宇合诗歌中与“都城”相关的词汇出典问题，不仅可以探讨8世纪东亚外交关系中奈良贵族都城意识的产生，也可借此考察古代日本的对唐观与自同意识。 　　关键词：怀风藻;藤原宇合;古代王都;国家观;对唐观 　　中图分类号：I1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5）04-0043-11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5.04.005 　　奈良时代，随着遣唐使派遣规模的壮大及汉文化的深度受容，日本确立了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律令国家体制，并模仿长安城在奈良盆地营造平城京。从平城京遗址考古发掘来看，平城京内的中枢设施可分为东区和中央区。东区作为日常政务场所，其配置基本继承了藤原宫殿舍的传统，遗迹以掘立柱非瓦葺建筑为主，但以朱雀大街为中心的中央区宫室遗迹，则主要以?A石瓦葺建筑为主，由此学者们推测，中央区大极殿是以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为原型建造的，是接待诸蕃国朝贺、飨宴的礼仪空间[1]。如此说来，平城京对长安城并非只是单纯的模仿，而是暗含着一种与之对抗的“小中华意识”，即将唐视为邻国、将高句丽、新罗等朝鲜诸国视为蕃国的“东夷小帝国”思想。养老四年（720）成立的《日本书纪》，其编撰目的之一即是向东亚诸国展示日本的优位意识，这种国家观为奈良朝知识人所共有。皇族官吏、贵族文人在平城京内频开酒宴，通过汉诗酬唱歌颂天皇仁政、赞美海内升平，尤其是在接见各国使节的公宴上，汉诗唱和不仅具有文化交流的作用，汉诗水平的高低更是与国家尊严联系在一起，成为东亚各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手段，这正是成立于奈良朝的《怀风藻》中侍宴、应诏诗占据绝大多数的重要原因。 　　藤原宇合是奈良初期政坛核心人物，赠太政大臣藤原不比等第三子。长屋王政权倒台之后，藤原宇合与其兄藤原武智麻?巍⑻僭?房前及其弟藤原麻吕均列卿台阁，并称“藤原四子”，成为奈良政坛真正的执牛耳者。另外，藤原宇合又是“藤原四子”中最富文采者，深得其父不比等器重偏爱，委以考察唐国政治制度之重任，于灵龟二年（716）拜遣唐副使入唐。据《尊卑分脉》记载宇合：“器宇弘雅。风范凝深。博览坟典。才兼文武矣。虽经营军国之务。特留心文藻。天平之际，尤为书翰墨之宗。有集二卷”。《怀风藻》现收录藤原宇合汉诗六首，是整部诗集中收录诗歌数最多的诗人。《万叶集》存其和歌六首，《经国集》录其赋作《枣赋》一首，另有《家集》二卷失传，这些足见藤原宇合作为奈良朝一流文人的实力。 　　目前日本学界关于藤原宇合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一）宇合生平考证的研究;（二）8世纪日本政治史中藤原宇合的地位与影响;（三）宇合汉诗文对中国典籍的受容研究;（四）宇合与《常陆国风土记》编纂之间的关系研究。本稿拟以《怀风藻》所收藤原宇合汉诗为例，以奈良朝政治外交为背景，通过探讨宇合诗中与“都”相关语丛的汉籍出典问题，来探讨宇合及整个奈良朝贵族都城意识的产生，及其背后所折射的对唐观和自同意识。 　　一、宇合汉诗中与“都”有关的词汇 　　据岸俊男考察，日本关于“京”的概念的成立应在天武朝末期（672年―686年），尤其是以藤原京的形成为开端，作为模糊概念的“ヤマトのミヤコ”与作为行政区且具有一定京域范围的“京”始自区别开来。另外，岸俊男将天武朝作为分水岭的另一个理由是，《日本书纪》天智纪以前的记载中，“宫”、“京”、“都”等概念处于一种混用状态，并没有严格的区分;而天武五年（676）纪以降，“京”开始特指具有一定京域范围且与“畿内”并称的行政区[2]11。 　　如果将考察的视野再放大一些，就会发现日本“京”的概念的成立，与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时期是吻合的。妹尾达彦氏在《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一文中指出，6世纪末重新统一中国大陆的隋王朝，建立了以大兴城为中心的新集权国家，是为都城时代的开始。唐原封不动地继承了隋的都城，形成了以都城长安为中心的行政城市网络，给邻接地域带来了强烈的紧张感，从而促使了与唐对抗的具有政治组织和外交机能国家的建设，各国纷纷营造与唐长安城相对抗的都城，将都城设计为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礼仪的舞台，终于在7至8世纪迎来了东亚都城时代的诞生[3]299-301。 　　活跃于东亚都城时代的藤原宇合，作为奈良朝的贵族军官，曾于神龟三年（726）十月至天平四年（732）三月任知造难波宫知事，专职难波宫的营造。《万叶集》收录《式部卿藤原宇合卿被使改造难波堵之时作歌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