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晋绥的八路军电台女台长.docVIP

浴血晋绥的八路军电台女台长 　　2014年9月30日，四川广元烈士陵园内，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汉白玉制作的浮雕上，抗日女英雄宋玉生的雕像尤其令人瞩目。上午10时，广元市暨利州区烈士公祭活动在这里隆重举行。在庄严肃穆的哀乐声中，600多名社会各界群众，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向宋玉生等13121名烈士敬献了花篮，并追忆了这位女英雄短暂而又悲壮的一生。 　　1942年5月，八路军晋绥支队无线电台台长、无线电支队队长宋玉生带领全队战友，在晋绥抗日根据地的一座无名山冈上，与凶恶的日军展开殊死拼杀，弹尽援绝之后，为掩护战友撤退，她献出了22岁的如花生命…… 　　千里求学，跋山涉水赴延安 　　1920年3月，宋玉生出生在四川省广元县下河街一个小商贩家庭。父亲经营土特产，生意红火，家庭殷实。宋玉生11岁那年，父亲因长年操劳患病，不幸离开人世。从此，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一人身上，家道也逐渐衰落。在弟弟宋安邦的记忆里，姐姐宋玉生是一个活泼开朗、颇有主见、爱憎分明的人。 　　广元，古称利州，是四川最北的城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第二大区域，是西线的主战场、后期的中心和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广元苏区共输送4.7万优秀儿女参加了红军。1932年至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广元先后建立了10个县级、55个区级、245个乡级苏维埃政权，嘉陵江两岸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火热的革命形势对少年时代的宋玉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她从小喜爱文娱活动，上小学时便爱唱歌跳舞，尤其喜欢唱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满江红》。上初中后，她带头把长辫子剪成短发，积极从事反对妇女缠足的活动。 　　 　　1935年，因为旧习俗的影响，也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母亲托人给15岁的女儿说了一门婚事，宋玉生坚决反对，说：“婚姻大事是关系男女终身幸福的大事，完全抛开子女意愿，仅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时代过去了。”她自编、自导、自演独幕话剧《出走》，表现了誓与包办婚姻斗争到底的决心，在学校演出后，深受全校师生的好评。 　　1936年9月，宋玉生打听到陕西西安卫生学校招生的消息，于是决定同陈绍香、吴子华、王秀华等同学一道，远赴西安报考卫校。 　　俗话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时，川陕公路尚在修筑，4个小姑娘家里贫穷，什么交通工具都乘不起，只得背着简陋的行李，徒步向西安进发。一路上，她们饿了就吃点儿干粮，渴了就喝点儿泉水，困了就倒在破庙或草棚里睡。这样过了整整20天，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她们硬是从广元走到了西安。 　　可是，当她们千辛万苦来到西安，好不容易找到西安卫校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卫校不招生了。4个小姑娘顿时心凉了半截，只好四处寻找适合她们报考的学校。 　　经过几天奔波，报考学校的事仍无着落，身上的盘缠也所剩不多了。心灰意冷的陈绍香、吴子华、王秀华决定结伴返回广元。宋玉生建议大家再等几天，到别处碰碰运气，可3个姑娘去意已决，宋玉生只得含泪与她们告别。 　　孤身一人的宋玉生留在西安，四处寻找机会，但始终无法找到明确的人生目标。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全国抗日运动风起云涌，生性活泼的宋玉生也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引起了陕西姑娘杜培毅的注意。杜培毅是华县杜家堡人， 1927年随长兄杜松寿参加革命，1936年12月在西安西京医院组织护士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杜培毅比宋玉生大两岁，两人相识后，她经常向宋玉生灌输抗日救亡的思想，讲青年人应有的抱负。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陕北的红军主力和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延安成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圣地。“到延安去”成为当时一切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为了把大批爱国青年培养成为优秀的抗战干部，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陕北公学，8月，陕北公学开始招生。 　　杜培毅时常给宋玉生介绍抗日圣地延安的情况，鼓励她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宋玉生第一次听到这么多新鲜名词，觉得杜培毅非同一般，并且值得信赖，当即决定与其结为好姐妹，并约定一起去报考延安陕北公学。结果没想到她俩竟然都被录取了，两个姑娘高兴得跳了起来。 　　“打断骨头还有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剩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从西安到延安有300多公里。两个姑娘背上行囊，和15名热血青年一起拄着木棍，一路上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两天走了40多公里，到了三原县。这时，她俩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腿脚都肿了起来，再也不能前行，只好经八路军三原办事处介绍到吉阳短训班受训。 　　短训班条件较好，一天3顿大米饭，白天4堂政治课、2堂军事训练，晚上讲故事听，或者写写画画。两星期后短训结束，姐妹俩还是想到延安去。 　　从三原到延安还有200多公里的路，姐妹俩再次汇入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