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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与学术创新 　　叙事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之一，是人认识世界、组织社会活动的重要方式。生活中处处在叙事，而叙事又天然地与时间保持着联系。“故事”本就是指按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发生的事件。所以，叙事学自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正式诞生后，首先专注于其时间维度的研究，而其空间维度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直到20世纪末，在“空间转向”这一大的社会文化背景的推动下，叙事学研究中的空间问题才开始凸显。青年学者龙迪勇凭借敏锐的学术眼光，自2002年起就进入这一领域，十多年来痴心不改，孜孜以求。现在，他将多年的研究成果集合成这本厚重的著作――《空间叙事研究》。该作入选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于2014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空间叙事的理论著作。《空间叙事研究》以其众多的原创性成果在空间叙事研究史上迈出了坚实而强劲的一步，在某些方面填补了空白，成为一部具有标杆意义的作品。可以说，它是研究叙事学，特别是空间叙事的学者的必读之作，是空间叙事学研究文献综述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而这则是对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地位的最大肯定！ 　　纵观龙迪勇的研究，“问题意识”贯穿始终。事实上，发现问题，不仅是理论创新的起点，也是理论创新的动因，更是一个人学术修养、研究能力的最好反映。马克思在《集权问题》一文中说得好：“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 叙事学研究创新研究思维、拓展研究领域，说到底是为了发现并解决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问题。龙迪勇也正是在时间维度上考察相关的叙事现象时碰到了叙事与空间的问题才着手进行此项研究的，随着一个个学术问题的发现、解决，他的空间叙事理论大厦也就逐步构建起来。诚如赵宪章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才使学术成为学术，否则便是为新而新、巧取名声而已。” 　　一、考察问题的系统性：四个“空间”概念 　　叙事与空间的问题非常复杂，需要以一种系统性的眼光去考察探究。龙迪勇将与叙事有关的“空间”概念分为四类。 　　第一，故事空间，指的是叙事作品中所写到的物理空间。他以伊?阿?蒲宁的《故园》中的园子、威廉?福克纳的《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老房子、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中的古老而古怪的房子，以及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墙上的斑点》中的“斑点”、“城堡塔楼”、“黑色岩壁”等为例，研究这些物理空间在叙事中的特殊功能，如作为时间的标示物、推动叙事进程、揭示人物内心、表征人物性格、形成叙事逻辑等。这一研究使这些作品获得了一种新的阐释维度。 　　第二，形式空间，这是叙事作品整体结构的一种隐喻式的表达。它是读者带着一种整体意识去反复阅读作品，悬置故事的时间性，借助于自己的理解，在头脑中呈现出来的一种空间形式。现代小说家为了表现生活的复杂，经常有意识地打破传统的单一时间顺序，运用时空交叉和时空并置的叙述方法，追求一种空间化的结构方式。龙迪勇指出，博尔赫斯《曲径分叉的花园》的空间形式是迷宫，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盲刺客》的空间形式是“中国套盒”（也即“嵌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的空间形式是圆圈，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的空间形式是链条，其他还有橘瓣式、拼图式、词典体等。他不仅发现了这些作品的空间形式特征，而且还指出了这些形式如何参与作者思想的传递和审美效果的营造。 　　此外，龙迪勇还发现了两种特殊的空间叙事形式，并首次予以命名，即“主题―并置叙事”和“分形叙事”。他将“主题―并置叙事”的特征极其精练地概括为四点：主题是此类叙事作品的灵魂或联系纽带;在文本形式和结构上，往往是多个故事或多条情节线索的并置;构成文本的故事或情节线索之间既没有特定的因果联系，也没有明确的时间顺序;构成文本的各条情节线索或各个“子叙事”之间的顺序可以互换，互换后的文本与原文本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异。这是“正体”，它还有一些“变体”，比如局部使用这种叙事结构，构成文本的“子叙事”的完整性、独立性被破坏，整个文本组成部分中有的是非叙事性的。关于“分形叙事”，他认为，以往的经典叙事学研究注重时间、因果的范畴研究，且往往把因果关系简化成一对一的线性关系，而事实上，一对一的线性序列不过是因果关系的理想状态或特殊范例，其更为一般的状态是“多对一”与“一对多”。所以，他将建立在此种因果关系基础上的非线性叙事模式命名为“分形叙事”，并总结出两种基本类型：“多对一”，强调的是多因一果，是一种面向“过去”的分形;“一对多”强调的则是一因多果，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分形。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龙迪勇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