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皖南事变中突出重围.docVIP

在皖南事变中突出重围 　　皖南事变前，我在新四军政治部警卫通信排任副排长兼支部书记，并负责替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军秘书处取机密电报。我一度目睹了部队北移前军部首长紧张、焦虑的神态和冗长的会议争论，预感到事态的严重。 　　1941年1月3日晚，我随军直属队开始转移。当时，我既要照顾军政治部的勤杂人员，还要照管雇请的100多名民工挑着的50多担公文箱。夜深、雨大、路滑，部队行动迟缓，人员疲惫不堪。进入茂林地区，停留了两天，到6日黄昏，军直属队随第二纵队继续前进，冒雨翻越丕岭。7日拂晓，丕岭和百户坑传来了枪声。部队在翻过丕岭的坡上，一直等到晚上，忽又传来“走回头路”重新翻越丕岭的命令。可是，此时国民党军第一四四师已经占领了茂林、章家渡、云岭等地。这时，我越来越感到四面受阻、困难重重。10日早晨，我们到达石井坑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按照上级意图，构筑工事，等待苏南援兵。 　　敌人对石井坑的包围越来越紧，对我军阵地攻击也越来越猛烈。尤其是12、13日，东流山阵地战斗激烈，我军指战员打得非常勇敢。战地捷报消息不断传到各部队：“我第二纵队老三团击退敌一四四师整团、整营的冲锋，敌死伤惨重，尸体遍山坡”;“我第三纵队第五团击退敌第七十九师整团的冲锋，敌人伤亡惨重”。胜利的消息，鼓舞了军直机关干部、战勤人员，大家纷纷要求参战。在东流山上，我军与敌人拼杀。有的刺刀拼弯了，就用枪托劈敌人;有的用双手举起石头，砸敌人的头。敌人波浪地的向我军阵地进攻，每次都用一个团的兵力。虽然多次被我英勇的指战员打垮，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兵力逐渐减少，最后弹尽粮绝，东流山失守。打乱了我军原定坚守5天的计划。 　　 　　13日晚上10点钟左右，叶挺带领军部机关人员退到狮形山的山头上，命令各纵队突围。此时，政治部管理科科长龚振英问我：“马上要突围，你现在还有几个通信员？”“4个。”我答。他又说：“你就带领这4个通信员，在前面树林里，掩护机关干部突围，待部队上山了，我来通知你撤退。联络信号，拍3下巴掌。”我遵照他的指示，带领4个通信员到达指定地点担任掩护。此刻敌人从东流山冲来，枪声越来越近，信号弹、曳光弹在穿梭飞舞，子弹不断从头顶上飞过。 　　山坳地里，一箱一箱的文件被倒入火堆里，烧得火光照红四方。叶挺的马也在火堆附近寻找主人，急得嘶嘶地叫。机关干部开始撤退上山，敌人的枪声越来越近。当我们发现敌人接近时，就组织火力阻击。直到梁朴（即饶漱石）带着10多个便衣，手提驳壳枪，从我后侧小路走过，看着他们上了山，我才放下心来。 　　情况越来越紧张，可一直听不到龚科长发出联络信号，我心急似火。派人联络才知道部队上山已经走出很远。向山上望去，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沿着山棱线运动的人。我就决定一个一个地撤，终于隐蔽地脱离了敌人。 　　由于山头被敌人占领，前卫分队顺着山棱线摸索前进，走走停停，速度很慢，我们很快追上了部队。我找到龚科长，心里带气地说：“部队走出去很远，你怎么还不发撤退信号？”龚科长回答说：“来不及联络了，你们已经来了就行了。”政治部秘书长黄诚和蔼地说：“朱排长，不要讲了，来了就好，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听了黄诚的话后，我向前走了几步，见到项英、周子昆、袁国平都在叶挺左右坐着。叶挺从容镇定，两手扶着那把带剑的手杖，站在山坡上，目光炯炯地注视着第二纵队的突围方向。 　　此时，那个方向枪炮齐鸣，火光冲天，冲杀声震撼山谷。第二纵队的指战员们犹如下山猛虎，势不可挡，打得敌人纷纷逃命，终于在枪林弹雨中杀出了一条血路，突了出去。叶挺见状高兴地说：“第二纵队指战员打得多么勇敢，多么顽强。黄火星同志（第二纵队政委）率部队冲出去了，留着火种在，不怕不燎原！”他又转身喊：“李志高（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要前面走快，前面走快！”但是前面传来消息说，前面山头已被敌人占领，我们只好从山腰翻过去。部队越过火云尖时，天快亮了，一夜才走了五六里山路。下到山脚时，传令就地分散隐蔽。由于肚子饿、口干，不少人悄悄地下到大坑沟里找水喝、找野菜吃。 　　14日下午，太阳西斜的时候，叶挺与余立金召集山沟突围的干部战士组成3个连队继续突围。叶挺站在坑口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地形和敌人的火力点，余立金对突击队员进行了政治动员。黄昏时刻，叶挺正在向突击队讲敌人有多少轻重机枪封锁大坑口，以及怎样打法时，敌人一个搜索排突然从我们后面袭击，把几百人打散了。 　　我往山上跑，到山头上时，天已经黑了。当晚走不了，就设法找了个地方隐蔽起来。 　　15日天亮后，我站在竹林里观察四周，突然，一颗流弹从我的帽檐下擦过，“卟”一声钻进了地下。我赶紧做好战斗准备。这时，因我躲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不但能听到敌人的枪声，还能听到周围山顶上敌人的喊叫声：“新四军弟兄，你们叶军长投降了，快出来，快出来投降吧！”我心中暗想，叶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