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05.docVIP

论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 内容提要 汉赋与类书的关系，前贤虽有论及，却缺少深入的探讨，而其中文学史的意义，更有待发之蕴。“赋代类书”的说法，从狭义的赋学观来看，是一种误解，如果就广义的文学观而言，又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汉赋作家的比类意识落实在创作上，充分体现于对物态的描绘，和赋体自身的修辞法则，这不仅使汉赋的“文类”特征影响到后世“类书”的编纂，而且具有中国文学从“文言”到“文类”的历史转捩的意义，这一点又与汉人的“知类”精神与思维方式切切相关。 关键词 汉赋；类书；名物；修辞；文学史 　汉赋与类书的关系，前贤多有论及，但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者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云：“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这是从学术史考虑，对赋为代表的两汉文章有了从“古人学征于文”到“后人即文为学”的认识，其中汉赋擅长运用“典故”以及“典故穷”而有“类书”的关系，即可反证汉赋“即文为学”与取“类”意识的关系，汉赋的“即文为学”与类书的“因学成文”是具共同意义的。而持狭义的观念看待汉赋与类书的关系，就是“赋代类书”说。本文试从此狭义说法着眼，兼取广义说法之义理，对汉赋“类书说”及其文学史意义，聊申曝芹之私。 　　 　　 一、“赋代类书”说商榷 　　 　　赋代类书，实根源于汉代大赋的取“类”意识，曹丕《答卞兰教》云：“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①(注：曹丕《答卞兰教》，《三国志·魏志·卞后传》注引《魏略》。) “事类”二字，实为“类书”编纂之要则，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正编于曹魏之初，而曹丕以“事类”言赋，其间联系自明。也因“事类”言赋，暗含赋代类书之功用，遂成后人以赋体编写类书之风，其中以北宋吴淑《事类赋》肇始之“事类”赋创作最为典型。继吴氏之编，踵事增华，有明人华希闵《广事类赋》、清人吴世旃《广广事类赋》、王凤喈《续广事类赋》、张均《事类赋补遗》及黄葆真《增补事类统编》(亦可称《事类赋统编》)的系列编纂②(注：相关文献详见黄葆真《增补事类统编》，清光绪戊子仲春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其功能是“赋体类事”，将赋体与类书凝合为一。 　　而从理论上阐发“赋代类书”说，则是在明清之世对汉赋“穷搜博采”之创作的反思。明人艾南英言及汉赋，即以为“排比类书”(《王子巩观生草序》)，由此推衍，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述屠隆《昙花记》传奇第42出的《天宫赋》，即云：“学问堆垛，当作一部类书观。”其最典型的说法，还是清人陆次云与袁枚的论述。陆次云认为：“汉当秦火之余，典故残缺，故博雅之属，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志乘。”〔1〕从历史地理的观点看赋，其“博雅”、“名物”已明“类”的意识。袁枚《历代赋话序》说得更为明确： 　　(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必加穷搜博采，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成之后，传播远迩，至于纸贵洛阳。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而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今志书、类书，美矣，备矣，使班、左生于今日，再作此赋，不过采撷数日，立可成篇，而传抄者亦无有也。〔2〕) 　　以“类”相从，确是汉赋创作与后代类书编纂近似之处，其要则在体物大赋的取“类”方式。比如袁枚所论及的左思《三都赋》创作，虽然左氏在赋序中批评汉人扬、马、班、张“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自称作赋，乃“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涉及创作的真伪虚实问题，然其所言“美物”与“赞事”，无论“本实”还是“假托”，其取“类”一也。但是，如果从文学创作而言，赋毕竟不同于类书或志乘，尤其是赋的创作主旨与类书编纂意义，差别甚大。因此，清末江宁文士程先甲撰《金陵赋》，于赋序开宗明义云： 　　(盖京都之作，大氐讽颂两轨而已。乃其铺陈形势，与夫草木鸟兽之瑰异，人物之珍，反诸司契，殆犹粃糠。议者谓古无志乘，爰尊京都；志乘既兴，兹制可废。蒙窃惑焉。……窃以为刘向言其域分，变之有涯者也；朱赣条其风俗，变之无涯者也。有涯者，志乘所详；无涯者，志乘所略。苟盛衰之任远，将考镜以奚资。……爰奋藻以散怀，期无盭于古诗之旨，以俟轩之使采焉。〔3〕) 　　班固《两都赋序》论赋“古诗之流”，要在功用，即“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程氏取法此说，谓之“讽颂两轨”，而其中“奋藻散怀”，“古诗之旨”，实非志乘所能涵盖，亦非类书所能包括。这也是魏晋以后志书、类书兴而赋不衰的原因。 　　虽然，“赋代类书”说是对汉大赋“博物”与“比类”现象的描述，是一种知识系统的认知，与赋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精神扞格不入，但作为一种认知方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从广义的赋与类书的关系来看，前揭章学诚“两汉文章渐富”以及“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