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法律问题研究.docVIP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法律问题研究 引 言 （一）研究问题的意义 自从中国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确立以来，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带有碎片化趋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束缚了农业的规模经营，影响了土地的利用效率，限制了土地要素的流转。而中央顶层设计者也意识到“二元制”土地管理体系的不足，提出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并先后颁布政策指导农村土地改革。其中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发展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之一，从政策层面予以考量被予以肯定。 集体土地制度改革是推进三农发展的助力器，也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节点。随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建立与完善，特别是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深化与推进，城市资源的配置基本实现了市场化配置，而广大的集体土地市场化配置却发展较慢。为此，只有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才能进一步释放农村经济的潜力，盘活农村资源，从而加快农村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 既然，农村土地需要进行市场化改革，那么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改革就是势在必行。而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虽然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诸多形式之一，但却是解决土地规模经营和利用效率及实现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尽管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尚无明确化和可操作化的政策和法律支撑，但是随着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的政策放开、法律跟进及理论构建，一定能够全面实现该项农业工程。为此，研究和讨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公司，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主要立足从社会学、经济学等视域对农村土地问题进行研究，Mcpherson认为，土地经营不能分散化，而要予以集中化和一定程度的规模化，这样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推进农业现代化。[1]Udo指出，土地合并是推进农业机械化的途径之一，也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成功经验。[2]Scott Rozelle. Loren Brandt, Guanzhong James Wen等认为土地使用权不宜频繁调整，而要予以长期化，这样可以促进使用者加大对土地资源的投资行为，从而提高农业产出率。[3]Zhu Keliang, Roy Prosterman等认为中国可以实施土地的私有化，亦或对农用地实施国有化并赋予永久经营权，这样可以保障农民享有的土地权利，解除地方官员为了个体利益而打着“集体”旗号对农村土地权利的威胁。[4]Margo Rosato-Stevens指出农民由于享有的土地权利不能抵押而导致农业经营能力和农业投资能力受限。[5]Brian Schwarzwalder, Roy Prosterman等指出对于土地流转的法律限制应予以删除或修改，以便使得农地自由流转，释放农村潜力。[6]当然还有其他外国学者对中国农村土地的现状和改革方向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讨，但毕竟限于国情不同和思维角度不同等差异性的存在，使得对于中国农村土地产权认识带有局限性，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国内研究现状 自从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民曾经将土地入股初级合作社的合作化运动，但当时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法学研究并未介入。此后，土地股份合作制于1992年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开始实践，经济学界对此研究颇多，并持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倾向赞成态度，如蒋励、郑公述等学者[7]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使得集体资产所有权、承包经营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离，从而使得土地产权得以清晰，相关生产要素得以优化。另一种看法是倾向批判态度，如朱守根、张照新等学者[8]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具有群众自治组织和股份合作组织一体化、股权封闭性、市场主体不明等问题。不过遗憾的是，法学界还是对此处于空白阶段。 值得可喜的是，在物权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确立及重庆实行“土地入股”新政后，法学界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研究进入高潮。具体体现如下：一是组织形式相关研究。重庆“股田制公司”被中央叫停并支持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此学者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组织形式展开研究和讨论。王宗正等学者[9]支持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吕蕾等学者[10]支持入股有限责任公司。二是农民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调整相关研究。许明月等学者[11]主张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其他权利来达到土地流转，如“农地经营权”、“收益权”。米新丽等学者[12]主张在公司破产后债务偿还前可由农民股东优先购买自己出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对此还有其他学者主张采取其他方式来调整农民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可操作性弱。三是农民股东与非农民股东的利益调整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