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的族群阶级社会.docVIP

蒙元的族群阶级社会 　　南北朝直到隋唐，中国曾经有过豪强组织的大族，以他们为核心的地方性小区和社群组成的共同体，其地位介于国家与个别百姓之间。唐代后期，大族逐渐解散。在宋代，大族已经消失，代替者是地方性的大户。这种地方大户，在每一个县份，总有三五家至十余家。大户的形成，与宋代科举有相当的关系，因科名而进入文官系统的儒生，成为社会的精英。在儒家伦理下，这种大户，与政权相辅而行，足以帮助政权稳定社会。他们以大户为中心，承担若干社会福利的责任。 　　蒙古征服中国，社会结构大为改变。征服者蒙古人及其早期收编的草原族群，当然居于社会的最高层；其次，是蒙古从西方搬过来的“签军”和西边服属蒙古、愿为蒙古服务、帮助统治汉地者，称为色目人，居于第二位阶；中国北方人称为汉人，最后被征服的南方人口则称为蛮子（南人）。蒙古戍守各处的驻军，由万户统辖，占有中国人的土地，役使中国人，中国人只是被征服的奴隶而已。有一些汉军军户，很早就归属蒙古，当然他们的地位，又高于其他的汉人。这种身份的差别，在宋代中国，从未见过，堪称族群分类的阶级社会。 　　在忽必烈以后的蒙元政权之下，政府也举行科举。但是，蒙元科举录取的人数，比宋代大量减少。因此，元代的汉人儒生，不再能担起宋代士大夫的任务，也不能具有社会精英的地位。 　　蒙元时代众多宗教萌芽 　　蒙元时代，中国接受了不少外来宗教。已经在中国流传很久的佛教与藏传佛教，在蒙古政府心目中乃是一体，享有相当优越的地位。道教在河北地带，发展为一些新的宗派（包括全真教的丘处机等人），他们在河北汉军元帅的地区，不仅从事教化，而且也兼顾地方治安和稳定经济的功能。我曾经在这个地区，目见河北新道教留下的一些遗迹。以全真教为例，全真的道观，乃是当地教育、文化和地方福利的中心。甚至于修路、建设水利，都由全真道观担任领导。佛教的僧侣，尤其接近民间的净土和禅宗，也一样在民间具有社会服务的地位。佛寺、道观，在蒙元时代，其功能实际上超越了宗教的领域，似乎担起若干基层社会的领导功能。 　　伊斯兰教，由于色目人的特殊地位，在蒙元时代与政权关系最密切。正因为他们与特殊族群的关系，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并不能真正深入民间。在今天，西北陕、甘，西南的云南和东南的泉州、扬州、广州等处，颇多穆斯林人口，也留下了一些蒙元时代清真礼拜寺的遗迹。伊斯兰教带给中国的影响，毋宁在文化方面，例如，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和建筑风格：那些在古代波斯、印度和中东文化的知识与工艺，灌注于中国，使宋代中国原本已经相当精致的文化，更为多姿多彩。 　　蒙古本来的文字，是由藏传佛教领袖八思巴代为创造的。但是，后来则由回鹘文的字母拼写蒙文。日后的满文从蒙文借来字母，也可说间接来自回鹘文。在唐代进入中国的中亚启示性信仰（例如祆教和摩尼教等等），在蒙元时代，有时与也里可温（基督教诸教派）相混。西土启示信仰在华引发的后果，则是经过长期演变，吸收了佛、道二教成分，构成的民间教派，例如白莲教。这些民间信仰，在中国经常与政权冲突，忽起忽落，在湮灭后，又改用其他名称复兴。在蒙元末期，组织反元的革命，主要就是以明教为中心的武装力量。这一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被士大夫接受，也从来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他们的历史和内容。实际上是相当重要的民间文化。 　　在夹缝中生存的儒家 　　儒家在蒙元的地位相当困难。儒家的智谋之士，也参加蒙元的政权。不过，他们不再能占有过去宋代文官系统的主导地位，其社会地位降低不少。潜入民间的儒家学者，在艰难困苦之中，坚守儒家的信仰。一方面，如果有机会进入文官系统，他们尽量劝说政权，改变暴力的倾向。另外一方面，儒家重新消化宋代的理学，作为乱世中安身立命之所。许衡、姚枢等人的功绩，是继先圣之学，维持儒家香火一线。在这一方面，他们功不可没。然而，他们对经典的重视和对正统的坚持，却也使明代中国的儒家只是接受了宋代的朱子之学，要到明代晚期，才有阳明之学另起炉灶。 　　许多儒生在蒙元时代转入基层。他们在民间以私塾的方式教学，发展了一些后世儒家启蒙的教科书。他们为工商和一般人服务，例如，医学方面，许多所谓“儒医”悬壶济世；“汉医”传统中，金、元四大家的贡献就是将复杂的医学形而上学，转换为可行的方剂之学。在工商方面，儒生将数学理论探讨转变成为可行的算学口诀，甚至于发展出珠算这一类的简易计算工具。这些将知识转入民间实用的功能，相当程度消除了精英和庶民之间的距离；可是，宋代曾经成绩相当可观的医学和数学，却也因为转向实用，失去纯学术性的进步机会。 　　暴力征服终将走向瓦解 　　总结来说，固然蒙元是一个征服王朝，而且蒙古的征服行动，也造成许多灾害和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不过，这一段时期，尤其忽必烈以后，他不能不将国家转变为以中国为主体。蒙元扩张带来的文化影响，也有不可忽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