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伟文：探秘基因.docVIP

蔡伟文：探秘基因 　　犹如一个神秘而广袤无垠的微观宇宙，“基因”自进入公众视野以来，就承载了破解生命奥秘的诸多期待――出生缺陷能否精准筛查？癌症能否能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生命的机制像是一种构件众多而构造复杂的偶合反应链系统，如果不能找到对其核心的基因组行之有效的分析技术，科学家们的诸多探索努力也不过零敲碎打、徒劳无功。 　　如何取得突破？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特聘教授蔡伟文创立福州大学应用基因组学研究所，在攻克世界公认的比较基因组杂交芯片技术后，继续带领团队，在基因研究这片神秘的天地努力探索。 　　求学 　　上世纪80年代，蔡伟文进入中山大学化学系。在那个以陈景润为科学偶像的火热年代，更多“天之骄子”愿意选择数学、物理专业。在老师的劝阻中仍然坚定地选择了化学系，是这个高分考生做出的第一个在人们意料之外的决定。“当时我说不愿意转到物理系，因为不喜欢随大流，如果千军万马都去做一件事情，那么也不一定有很多机会。”这话一出口，周围人就开始意识到，这个早慧又内敛的广东青年，藏着颗做大事的雄心。 　　1987年，蔡伟文研究生毕业后到华南理工大学，担任化学教师。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段相对沉闷的时光，“不知道往哪儿走。一方面我看到的社会还很落后，很多人需要知识与技术。比如乡镇企业大多是农民办起来的，他们碰到很多技术问题，知识的匮乏会让人们面对非常简单的问题束手无策。另一方面，当时的研究体系还没有深入到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程度。”在学校里，蔡伟文是没有条件做科研的，但他又心有不甘，于是他从工资里面拿钱买试剂做试验。“一个月工资加补助100多块钱，勉强支撑”。 　　留学政策稍微松动了一点，蔡伟文就在讲台上“出走”了，步履匆忙又曲折，但是难以撼动，也就是在此时，他做出了第二个“出格”的专业选择：“要去美国留学，我就在想要做什么呢？比我早出去几年的同行，都继续研究化学了，这个学科还是挺成熟的，但我还是想做一些新型研究，希望能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收获更大。” 　　凭着似乎与生俱来的科学敏感度，蔡伟文看到，生物技术未来将大有可为。“当时我对生物技术很感兴趣，自己也做了一些基础学习，感到能有所作为的机会比较多，但是由于我是化学背景，申请不到生物系，所以我就选了一所学校，它的化学系基本上研究生物相关方面的化学，比如蛋白质、核酸DNA这一类的研究。” 　　入行 　　1991年年初，蔡伟文获得奖学金进入美国纽约大学，师从国际知名的基因组分析技术专家David Schwartz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专搞DNA研究的，当时就是核酸分析技术，这是分子生物学的一个核心的东西。我选择他的实验室时，很多人都劝我说专业不对口，但我还是去了，而且非常兴奋，因为他搞的东西和别的化学研究是不一样的。”这个在当时看来过于冒险的决定，让他惊喜万分。“像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说的那样，谁接触到DNA研究都会发狂，因为太多的科研方向值得深入研究了。” 　　蔡伟文果然“发狂”了，仅仅半年时间，他就完成了博士阶段的课题研究，此后不久，又创立了大分子DNA单分子限制性内切酶位点表面固定直接定位方法。这种方法的成功展示确立了DNA单分子物理定位方法的可行性，他的研究成果很快为纽约大学带来了校史上最大一笔工业界研究资助――约1500万美元。 　　“我的导师原来是搞电泳研究的，他发明了一种技术，就是脉冲电泳。以前电泳里是通过稳压电压直流跑，但他改用交替脉冲电流来跑胶，可让以前无法分离的大片段的DNA分离开。说得形象一点，DNA分子就像刘翔跨栏一样，凝胶就像是栏，大的跳得慢，小的跳得快，这样就能够分开。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就是我们的技术不能分离很大的东西，比如很大的核酸，这好比都在高速路上，没什么栏杆要跨，小车跟大卡车速度其实都差不多。所以，我的导师发明了一个技术，把它脉冲一下，我让它跑停、跑停再加速，大的肯定加速就慢，小的就加速快，将分子拉开。”蔡伟文提到，这项技术非常有用，解决了传统技术不能解决的很多问题，但是DNA分子为什么能够分开呢？导师给他布置了“作业”，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了完成研究，蔡伟文决定模仿导师的做法，把整个过程录下来，把机理展示给人看。当时觉得很难，但事实上，他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基本上把过程拍得一清二楚了。 　　攻克了博士课题，蔡文伟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实验室里的其他同事正纠结于大分子DNA内切酶切点定位研究。自从1959年美国物理学家费曼在演说中提到，“倘若我们能按意愿操纵一个个原子，将会出现什么奇迹？”操纵单个分子、单个原子就一直是科学家们追求的目标，导师的整个实验室也都围绕着相关课题进行研究，眼看着不少同事耗费了大量时间一无所获，蔡伟文决定另辟蹊径，“想把内切酶定位放置在DNA分子链上后做物理图谱，是比较理想化了，一个小时才